文/西北大学文学院 何琪

　　“文学是苦难的艺术，唯有苦难，才让人性生辉；唯有苦难，才能抵达生命的本质；唯有苦难，才能触摸社会的真实……”对于苦难的书写和人性的关怀是《耐烦》中的两大特质。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姚仁才历经七年、四次重写后呈现出他人生中的首部长篇小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耐烦》，既是作者献给陕北故乡的礼物，也是自己多年来生活感悟的凝结。从《耐烦》中能看到过去几十年来陕北地区平民百姓的生存哲学和精神信仰，“耐烦”是他们所表现出的对于苦难生活绵延不息的希望。

　　一

　　家谱也是宗谱、族谱，一般会记录宗族世系源流、宗族事件等内容，起着敬宗收族、防止异族乱宗的作用。在小说《耐烦》中，姚仁才把宗谱缩小到杨家家谱的范围内展开叙述，使其成为贯穿整部小说的重要线索。小说通过书写父亲杨永万对传承家谱的执念、女儿杨祯秀对家谱的守望、儿子杨祯虎对家谱的反叛以及后代付盛明对家谱的祛魅，反思了社会变革下传统信仰的危机以及转化，反映出平民百姓面对生活的坚定信念。

　　家谱的地位在杨家明显是逐代递减的，父亲杨永万是对于家谱的着落最执着的人。虽然小说一开头就安排了父亲的葬礼，但是姚仁才通过插叙回忆和灵魂独白的方式让杨永万表达了对于家谱的牵挂。杨永万对于家谱的重视源自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杨永万深受父亲影响，对家谱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敬畏心。一辈子都像“虾米”一样弓身屈腰的父亲唯独面对被搜查家谱时敢拼命，姚仁才通过父亲灵魂的内心独白进一步强调了家谱在父亲心中的重要地位：在窑洞即将坍塌的时候，父亲本来是有机会逃出去的，但他选择去抢救供奉在堂屋里的家谱匣子，这才丧命。这一细节上的精心安排既补叙了故事推进中的关键情节，又为平实的叙述增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氛。

　　姚仁才塑造的女主人公祯秀是一个温柔坚韧、责任感非常强烈的女性。祯秀与家谱的联结根本上来说是出于女儿对父亲的孝顺以及家庭的责任，祖先崇拜的意味明显淡薄了许多。丈夫为了让祯秀安心而伪造了家谱匣子，这个假家谱里盛满了丈夫的秘密：其中有对祯秀的爱、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苦难生活重燃起来的希望。小说以“耐烦”为题，在我国中原地区的方言中“耐烦”有“喜欢”“愿意”的含义。曾国藩说：“耐得千事烦，收得一心清”，是指承担起生活的苦难才能让心灵自由。作者在小说第五章通过“伪造的家谱”安排了家谱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转移：首先是从杨家香火的传承转移到付家上来，这也意味着延续香火的使命从父亲转移到了祯秀身上；另外，以祯秀开始的后辈不再执着于祈求家谱中的祖先降福，而是在现世靠自身的努力来创造幸福，也就是对现实生活“耐烦”。这一点在儿子付盛明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在看了父亲存放在家谱匣子中的日记后，父亲的精神品质在无形中完成了传递。他选择背井离乡去追寻自己“耐烦”的人生，同样也还给母亲选择后半生的自由。

　　姚仁才通过老乡刘绍龙的转述让读者得知祯秀丈夫的精神品质在儿子付盛明身上闪现：盛明离开皮家沟后到河南跟着刘绍龙做生意，但是在得知刘绍龙与村支书麻蒙德的女儿麻荌琪酒后乱性之下毅然离开道德不端的刘绍龙。精神家谱已经根植在盛明的心中，香火由此传递下去。

　　到了祯虎这里，家谱的神圣性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出生于“成分”不好的家庭，他从小就饱受排挤，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上学资格却因高考失利化为泡影，紧接着入伍被拒、经营蔬菜大棚血本无归、进城务工却无法融入，最后带着一身债务和官司回到皮家沟……祯虎始终想不明白父亲敬若神灵的祖先和家谱究竟给杨家带来了什么福泽。从父辈的卑微、姐姐的“牺牲”和自己的憋屈来看，家谱在他看来更像是对后代的一种诅咒。不过在小说的结尾，姚仁才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祯秀死后与父亲一样，把寻找家谱和延续香火的任务交给了祯虎。在父亲的“指引”下，祯虎找到的真家谱却是一个空匣子，但抬头却看到姐姐坟头的山丹丹花在晨曦中闪耀着动人的光芒。到这里，作者进一步印证了家谱的存在本质上是对家族成员精神上的联结。家谱的意义在于世代追寻的过程中始终被挂念，而家谱的精神也是世代子孙所赋予的独特内涵，比如杨永万的隐忍、杨祯秀的坚韧、杨祯虎的激情……但始终不变的是，无论遭遇怎样的生活困境，他们依旧对生活“耐烦”。

　　二

　　有着政治部干事、指导员、教导员和学报编辑部主任等工作经历，姚仁才在小说中流露出对于变革社会中曾存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高度敏感和重视，计划生育就是其中之一。姚仁才的《耐烦》延续了小说中一以贯之地从“受难者”角度开掘的方式，通过祯秀一家为了生儿子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反映平民百姓被历史的洪流裹挟下的挣扎和承担，支撑着他们的是对生活“耐烦”的信念。

　　如果父亲把传承家谱作为延续香火的方式，那么作为女性的祯秀主动承担起传宗和接代的双重责任，对于生育的看重甚至超越了家谱。就像作者感慨：“人类的繁衍生息自然属性，便成了她生活的现实羁绊”，这里姚仁才敏感地发现作为基本权利的生育却与生存理性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从底层视角下看到了在苦难面前普通人爆发出来的强大生命力量。小说中家谱与孩子是一同出现，当丈夫将伪造的家谱匣子拿给祯秀时，祯秀告诉丈夫怀孕的消息，隐喻香火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祯秀在这里说的是：“你有儿子了。”那个年代中国的医疗水平还无法进行性别鉴定，况且祯秀才怀孕没多久，所以婴儿的性别不得而知。但是祯秀却直接用“儿子”而非“孩子”来指代未出世的婴儿，一方面暴露出祯秀内心渴望男孩的心理，一方面应该是作者想要传达延续香火的主题。从家谱到“儿子”，从杨家到付家，香火看似得到了延续但实则不然。首先，姚仁才在这里讽刺地安排了“女儿”的降生，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意外。有了这样的铺垫，才能有后面祯秀为了生儿子引发出多年奔波的代价。

　　姚仁才通过儿子付盛明的叛逆与消失来隐喻现代社会下传统信仰的瓦解，同时他也乐观地赋予了精神香火延续的可能性。祯秀躲躲藏藏养大的儿子付盛明却是“逆子”：年轻的生命无法接受母亲的污名带给他的耻辱，此时的他对于生活是极其不“耐烦”的。作者安排“摔家谱”这一情节在小说中达到高潮，表面上看是付盛明试图与卑微渺小甚至混乱不堪的原生家庭的决裂，但这一摔反而让他与父亲之间有了灵魂上的缠绕和对话，这时的付盛明带着父亲投射在伪家谱中的精神品质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姚仁才在这里并没有安排传统文学叙事中俗套的结尾：母子和解，一派和谐，这种“瞒和骗”的做法反而会损害艺术效果。在故事的最后，祯秀在寻找付盛明的过程中出车祸去世，即使这样，出走的付盛明也没有回来。

　　三

　　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是多视角之间灵活切换展开的，比如父亲杨永万通过灵魂独白来诉说心酸又坚忍的一生，付昌军通过日记的方式与妻儿对话，向读者展现自己从厌恶充满谎言的世界到重燃起生活希望的过程。小说中穿插的各种来自平民百姓的声音是作者民间立场的展现，人物也随着社会变迁呈现出复杂变化的面貌。路遥说过：“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与土地断然决裂。”在陕北南部山区长大，姚仁才对于这片土地的感情格外深厚，“血”是他描绘皮家沟景色时常出现的意象。“此时，夕阳霞光映衬着蔚蓝的天空，整个麻子山脉就像鲜血漂染了似的……”，“黄土高原干燥的泥土就像饮血的孤鬼那般……”，在鲜活的生命力之中也能感受到些许骇人的杀气。姚仁才也通过陕北民间习俗表现现代化进程中优秀传统文化难以流传和转化的惋惜。其中信天游就是代表。作为陕北民歌的代表，信天游以其坦荡嘹亮著称，这种“野味”十足的表达背后是原始生命活力和强健生命意志的彰显。《耐烦》中也频繁出现信天游的段子，主要是由“嘴链子”牛晋泉来演唱。在祯秀和父亲第一次到皮家沟见付昌军一家的时候，“嘴链子”扯嗓子唱得情意缠绵又大胆直露的歌词是对年轻情人的打诨；在皮家沟干旱的年景下，他撕心裂肺的求雨之歌又具有了催人泪下的力量。小说快到结尾的时候，姚仁才安排了牛晋泉之死的情节。牛晋泉的行为显然是反例，精神的传承起码要对生活“耐烦”。

　　首先是他人的爱。小说中爱的表达和信天游一样是勇敢直白的，当祯秀爱上邓技术员的时候，她敢于反抗家里安排的订婚。同时，这些人物的爱又是和责任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当祯秀被付昌军的真诚打动时，她自觉承担起为付昌军延续香火的责任；而付昌军对祯秀的爱表现在默默地守护以及分担责任上。姚仁才称祯秀的原型主要来源于自己的两个姐姐，她们坚韧地守望着贫瘠的土地、乐观地面对着苦难的生活。小说中付昌军的爱救赎了一度对生活不“耐烦”的祯秀，而老光棍的守护也是温暖了祯秀因付昌军的去世而冰冷的心。姚仁才笔下的祯秀和付昌军可以说是和谐温情的理想夫妻模式，他们从来没有过任何分歧和争吵；而付昌军去世后出现的老光棍更加“不真实”：他在付昌军之前就爱上了祯秀，几十年来一直默默等候，甚至荒诞地在付昌军坟前请求他帮忙促成二人的结合。从与邓技术员的初恋、到与付昌军几十年如一日的相爱、再到老光棍的痴情……祯秀一生遇到的所谓“爱情”看起来都过于理想化了，因此显得单薄、不够生动。可以理解作者是想表达爱对于苦难生活的救赎意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主人公祯秀本身对抗苦难生活的人格力量，对于现实生活也没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就像祯虎以姐姐的口吻写的寻人启事里所说的：她“顾及所有人的感情，却在这时又唯独顾及不到自己了”。祯秀是幸运的，她一辈子遇到的三个男人给她的爱让她能够在每个对生活绝望的节点重新燃起希望，对生活“耐烦”；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无私、不渝的爱并不多见。另外，作者充满无奈地感慨：这些传统乡村女性，爱着所有应该爱和不该爱的人，唯独时常忘记爱自己，这是她们在生活常常感到痛苦、艰难和不“耐烦”的根本原因。因此，爱是生活的希望，但是首先应该是爱自己，才能给予爱给身边人。

　　其次是自身的理想。整部小说中孤独感弥漫最强烈的是在对于祯虎这个人物的刻画上，小说第六章“孤寂者”和“孤独的心”两部分直接写出了祯虎与脚下黄土的疏离。祯虎是整个皮家沟最不像农民的人：他从小就渴望上学读书，接下来的高考、入伍、养鸡、蔬菜大棚、进城务工等一系列尝试都一一落空，姚仁才通过失落感到愤恨感的层层推进，加深了人物的孤独和挫败情绪。但是看似冷漠无情的书写反而是对人物的深情：作者坦言“祯虎”这个角色是基于自己哥哥为原型进行的艺术虚构，有文化的哥哥始终没有迎来属于自己的机遇，知识反而带给他不为他人所能理解的精神世界的痛苦。祯虎身上浓缩了一代农村知识分子所受的精神创伤，正是因为姚仁才同情他们在心灵所遭受的碾压，所以书写他们在一次次累积的失败后依然能够重拾生活希望的信念更加打动人。如果说姐姐祯秀所代表的大部分底层小人物是被生活折腾，那么祯虎则以在一种强大的热情主动去折腾，追求“耐烦”的人生。祯虎在自身的局限和土地的束缚下不停追问“人生的意义”，尽管对于理想生活的每一次挣扎换来的都是跌入谷底，但他总能找到对生活“耐烦”的可能性，这是他从杨家延续下来的“精神香火。”相比之下，被妖魔化的“白板狐”祯秀一直以来以“摸着胸口过日子”的道德良知才是真正值得延续的精神香火。

　　结语

　　沈从文在谈到创作时曾说：“我不希望自己比谁聪明，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勤快一点，耐烦一点。”姚仁才也是如此，他自嘲是个“很笨的老男人”，是因为对于生活总是充满希望，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才有了《耐烦》这部小说的问世。在《耐烦》中，姚仁才没有刻意拔高生活，也没有给生活“泼脏水”，亲身经历过的生活艰辛和苦难赋予了他天然的感受力，反而比很多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浮光掠影地表现生活要真实亲切、有血有肉得多。《耐烦》是写给陕北大地上平民百姓的赞歌，他们身上虽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生活“耐烦”的信念却彰显出顽强的生命活力。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姚仁才却无形之中延续了陕西文学的传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书写几代人的心灵史。同时，他也在此基础上也进行了创新：比如通过视角的来回切换来揭示小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超越了简单的对于苦难的展示，展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因此，我们期待他能够以此为起点，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在传统中获得滋养的同时构建起自己独有的、更为成熟的叙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