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作为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以解读古埃及的文字文献为基础，全面研究古埃及历史、宗教、艺术、建筑以及科技等。埃及学的诞生以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为标志。此后，古埃及石刻、壁画、雕刻、文书上的秘密逐步揭开，人们得以触碰遥远但真实的古埃及文明。

　　近几十年以来，更多学科开始介入埃及学，交叉研究兴盛不衰。中国与埃及都属于文明古国，对人类早期文明做出巨大贡献。埃及学与汉学的比较研究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

　　人们通常把埃及学的产生归功于商博良的天赋和勤奋。商博良的确堪称语言天才，他不仅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语言，而且通晓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科普特语等东方语言，甚至养成了使用科普特语写日记的习惯。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埃及人借用了希腊字母，同时也沿用了埃及世俗体中的6个字符记录希腊文中没有的音素。因此，科普特语对于研究古埃及语，尤其是破译古埃及文字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地看，商博良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试想，如果没有罗塞塔石碑上的多语对照碑文，他不可能破译古埃及文字；若没有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法国学者德·萨西、英国学者托马斯·杨和瑞典学者阿克布拉德等人奠定的基础，商博良在埃及学研究上的成功恐怕也无从谈起。

　　同时，随着国际学界对汉学和埃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比较文字学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发现商博良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商博良所了解的汉语汉字知识，也对他成功破译古埃及文字起到了重要作用，欧洲汉学的建立和发展助力了埃及学的诞生。

　　在商博良之前，欧洲汉学已有长久发展。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为当时的欧洲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的窗口。1669年，英国建筑师约翰·韦布出版《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这是西方较早广泛论述中国语言的著作，将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随着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逐步深入，18世纪以降，欧洲开始出现了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

　　虽然那一时期的欧洲学者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认知逐渐丰富起来，但他们普遍认为汉字与古埃及文字同为图画文字，直接通过图画符号表达思想和概念，因此不与口头语音发生联系。直到19世纪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后，这一认知才开始改变。

　　1814年，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由年轻的汉学家雷慕沙主持。它的设立，标志着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

　　雷慕沙和商博良同为德·萨西的学生，他刻苦钻研汉语，先后出版了《汉文简要》和《汉文启蒙》等著作，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反切”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汉字注音方法，采用“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原则。欧洲人曾将“反切”的原则错误理解为“元音+辅音”，即第一个字取元音、第二个字取辅音。直到雷慕沙在《汉文简要》中以“可汗”一词为例，才对“反切”进行了第一次准确介绍。这也让商博良认识到，既然汉字可以表音，那么古埃及文字也很可能如此。

　　长期以来，在西方研究的视野中，古埃及文字具有的图画特点令很多研究者产生了误判，他们认为古埃及文字隐藏着祭司的神秘智慧。商博良在对汉语的研究中意识到，古埃及文字研究需要摆脱以往那种象征性、隐喻性的解读模式。

　　商博良通过罗塞塔石碑上托勒密名字的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三种不同文字的对比，来识别特定字符的音值，很快就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这使他意识到古埃及文字实际上记录了古埃及人的语言，而不是所谓的象征神秘智慧的符号。后来，商博良又陆续读出了克里奥帕特拉、亚历山大、凯撒等人的名字，从而发现了释读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真正钥匙——“表音”。

　　雷慕沙对中文的“形声”概念也做了详细介绍，指出以形声方式构成的汉字的数量占据汉字总数的一大半。“形声”这一概念，也使商博良进一步认识到汉字的表音特性，尤其是形声字在汉字中数量如此丰富，使商博良对古埃及文字可以表音的认识更为坚定和明确。

　　1822年，商博良在法兰西科学院发表《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尔先生的信》的报告，公开了他对古埃及文字的新发现。1824年，商博良在《古埃及文字体系概要》一书中指出，古埃及文字的“表音”远比他最初推测的更为广泛，古埃及文字的表音不是辅助而是核心，是整个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

　　商博良的研究著作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知识的诸多方面。他在1841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词典》中有60余处提及中国，涉及“六书”（即汉字构成和使用的6种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与“三才”（指天、地、人）等概念。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对中国文字与埃及文字的异同之处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参考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对汉语词汇的分类，对古埃及词汇进行了分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值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之际，回顾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程，我们发现，汉学对埃及学的发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暨埃及学的诞生，正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作者王海利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