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赜韬

　　人类社会因城市的存在，拥抱了数之难尽的美好；城市，也在持续不休的营建和修饰中“容光焕发”，刷新着人们对“美好城市”的想象边际。2015年，城市规划界泰斗约翰·弗里德曼提出，要建成并持续享有“更公平、更宜居的城市世界”，务须自生态、经济、公正、道德、文化等方面着手，在地化且长远化地更新各子系统。概言之，就是需要结合内外“变数”，在不断自我磨砺中，缔造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美好城市”。

　　回观近代世界城市史，剧变期始终是城市酝酿重大变化、争取明显突破的关键节点。百年前，在时局汹涌湍急的20世纪大变局里，向着近代文明挺进的中国都市，因循深厚传统，倾注世界情怀，一步步迈向极具民族与时代标识度的“美好城市”理想。这是中国式城市治理的一脉源流，亦属世界城市发展长河的一股新流。在此，且借四篇时人写作的“美好城市”思索为引，回访四部北京、上海近代城市史著述，细观百年前中国大都会的“美好城市”寻路。

　　百货公司里的“大上海”城市魔力

　　之于近代中国，首重的“美好城市”期许，注定是物质发达、经济繁荣。这是反复经历“落后挨打”的贫弱农业国的“痛定思痛”。1921年，《新闻报》某撰稿人惊喜地发现：“近年来，上海一埠日趋繁庶。工商百业，无不日见发达。遂至上海本埠无复余地可容，不得不推及于四境滨水之区。于是乎，大上海之景象，乃渐涌现于外。”该主笔以江湾为例，称陆续建成的电厂水厂、硬化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是“十年以前所想不到者”。昌盛的工商经济，塑造了繁华的城市。合宜的城市基础服务，标记并彰显了经济发展的成就水准，承载了时人对现代化生活的美好憧憬。

　　漫步近代上海街头，人们总会与源自、象征、促进经济繁荣的城市单元不期而遇。这当中，集天南地北名货，汇东土西风奇物的百货商店，无疑是最让人眼花缭乱的“大观园”，也是最能展示上海引领风尚一面的“大橱窗”。《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捕捉了此间发生的一些旧事。

　　作者认为，百货公司诞生于城市空间营建，也通过建筑文化演绎、日常消费实践，化为城市生长的一处极峰、标志，“‘四大公司’的兴起为南京路注入了新的活力……百货公司更像是突出于一片低矮店铺的庞然大物”。这既“塑造了南京路”，也缔造了上海这座大型城市极为耀眼的“现代消费地景”。

　　整体辉煌之下，近代上海百货公司与城市文明的互相哺育，还生动地表现在百货公司对外宣传、内部设计的种种巧思。《打造消费天堂》指出，近代上海人头攒动的商业街里，“霓虹灯不但是一种广告形式，也成为文人笔下夜上海的象征”，而市民消费欲望膨胀，竟然间接推动了城市广播的崛起。作者梳理1927年新新百货公司运营中国首家民营电台——新新电台的历史，发现此般新业态与新技术在上海的相遇，向这座东方大都市“放送了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信条”，极大地促进了市民消费实践的近代化、丰富化。

　　披览《打造消费天堂》，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年间，上海百货公司内部装潢随时演替——从安装扶手电梯到增添冷暖气管，一切细节均在于殷勤地服务、热切地招徕顾客。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新颖设施的加入，使百货公司“提供的不只是商品，也是现代性的体验”，这是全然不同于农业社会贸易经验的、浸润体验重于商品流通的城市文化和市民红利。窥一店而知繁荣，进一门则感现代，这便是充盈在百货公司里的“大上海”城市魔力。

　　开放之城让上海领跑时代

　　述及上海的繁荣，最直接的来源和最绵长的影响，要属全面、强烈、深刻的开放性。开放，让上海领跑时代，也让上海值得生活。1923年，《艺术评论》杂志由衷赞扬了上海的文艺“国际范”：“有名的意大利歌剧、莫遮德（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俄罗斯的舞剧，哪一样不是在上海先看见，先听见呢！”在上海，享天下，开放之城，常见与共之美。

　　《世界之城：上海国际大都市史》呈现了百年前开放上海中几处常见却又非凡的“荟萃之景”。

　　在作者笔下，上海的豁达开放，首先表现为广泛接引时代前沿，把世界的美好注入上海城厢。上海或许是近代中国电影覆盖面最广的一座城市。作者考证，早在1930年代，“看电影已是上海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借由首轮、二轮、三轮、露天等多层级影院的接力传播、渗透，电影悄然步入了从富贵绅商到普通职工的上海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上海不只接纳世界，她还向全球来客传达着东方之美、中国之声。在旧租界内“洋派”公园里，“本土化”的美好体验令中外市民齐声赞叹。1928年，外滩公园举办了一场赛龙舟活动，共吸引1.6万市民入园观战。1946年，早期“按照欧洲人审美习惯精心设计和建造”的兆丰公园，“从东南各省引进了200多种树木，移植到园内”。本土珍草与舶来嘉木共有一块沃土，此情此景，恰是上海开放特质的鲜活脚注。

　　最精彩的一点，是上海的开放性并未停留在“来与去”的单向度取送，而是毫不违和地让东西文明和谐同处，在传统与异域文化交响中，弹拨出国际都会的大气音符。作者在书中谈到，1912年，新新舞台五层楼顶建成了东西融合风格的“楼外楼游乐场”，那里的主要表演是中式传统的杂耍、滩簧、大鼓。与之相伴的，是当时颇显稀奇的现代电梯，以及荷兰进口的哈哈镜。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正是上海的美好，这就是美好的上海。

　　文脉积淀撑起了近代北京的城市脊梁

　　物质丰裕是城市的“血肉”，但倘若脱离了精神高度的“筋骨”，城市势必会滑落至不堪目睹的混乱与肮脏。城市，是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高地，也是文明向前迈进的制高点。1935年，《教育辅导》杂志评议了那时城市远超乡村的文教基础：“城市识字的人多……在偏僻的乡村，没有学校，文盲触目皆是。”汇聚“通文墨者”的城市，保存、推进、弘扬了人类文化的诸多内容，培育、团结、发挥着文化阵线的主要力量。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连玲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以近代北京为样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

　　作者指出，1912年后，“北京作为教育中心的地位不断强化”。虽然1927年后因政治中心南迁，“北平对学生吸引力下降”，但其教育氛围并未消散。各在平高校，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重要社会影响力。作者从两方面着眼研究了大学对近代北京城市的意义：其一是“明里”的，“数量可观的大中学生群体，对于民国初年北京的城市消费，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意义是相对“暗中”的，“北京的学生群体，在思想意识以及知识结构方面，完成了最初的储备。学生势力崛起，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学生们敢于也善于“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成为城市文明，乃至发端于城市之近现代文明社会的突出的进步力量。

　　文化蓬勃，也是北平于风高浪急中行稳致远的一把船舵。《旧都新城》谈到，政治中心迁移后的“阵痛期”，北平走上了“文化复兴城市”的道路，将四九城内外俯拾皆是的遗珍，转化为“旧都新造”的一缕生机。1934年，北平市府设立三年发展目标，提出“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为此还专门推出统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的北平城游览区、沟渠、河道建设或整理计划。文脉积淀亦撑起了北平临危不乱的城市脊梁。作者观察到，在全面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北平深厚的人文积淀以及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于日本因素的入侵，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从而发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一座座中国文脉“灯塔”，在暗黑的时代迷雾里，照亮了北平城的“破晓前路”。

　　“美好城市”需要“人文与自然双美”

　　1923年，成都《农业杂志》发表了题为“都市公园与文化生活之关系”的资政论说，开篇即言“蜀都古称天府，夙号锦城。既富自然风景，复不乏古迹名胜。窃以为都市修饰，乃现在市政上最重要之问题”。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市，不应斩断其与自然的联系。同样，沉淀下来的历史风韵并不阻碍城市奔腾向前。美好的城市，需要自然哺育，呼唤人文陶冶。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便再现了近代北京城对人文之和、生态之美的愿景。

　　《公园北京》细致勾画了北海公园的人文与自然双美：“北海公园的一切设施皆出自美术的匠心，希望给予游人审美的享受。”围绕着这湾秀美湖水，北平三家著名图书馆次第坐落，如此“盛况即使是在民国时期图书馆与公园普遍共存的前提下，也十分罕见”。同样合围着北海的，还有各类公共体育设施，“青年男女飞驰冰面或泛舟湖心的身影，不啻北海最为动人的风景”。

　　老北京的公园，如何达致“人文与自然双美”的和美境界？上面呈现的是事实层面的“表”。在《公园北京》里，作者还交待了一层隐而不彰的“里”：“中央公园的茶座，提供了知识分子议政、论学、休憩、写作的空间。公园茶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独特渊源，某种程度上承袭了中国士大夫的园林美学传统。”

　　看来，“美好城市”的所有奥秘最终落脚、最大依靠，都是城市里那一群群蓬勃向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