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有诉说一切的权利。无畏的小说家可以穷尽手段，写出任何不像小说的小说。就此而言，逄春阶的《芝镇说》似乎冲破了传统小说的窠臼，堪称一部小说之外的小说。

　　《芝镇说》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它以连载的方式在报纸和网络平台同步推出，读者的即时互动或多或少会影响作品的叙事，使之成为一种时刻与受众连线的“云创作”。正是这种开放的“云同步”的写作方式，把《芝镇说》变成一部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小说：它面朝故乡，立足于芝镇，广纳家国传奇、时议流言，杂取种种“说”合为一说，欲说还休，自圆其说。故而，《芝镇说》的开放式写作使其具备了一种“著‘说’立书”的文体形式——它当然是逄春阶写出来的作品，但从文本上看，更像一部“说”出来的话本。在这里，小说家化身为说书人。小说的结构尽管近乎散漫，但是说书人的三寸不烂之舌总能将其说得端绪分明、头头是道，既说得开，又收得回，一切尽在“芝镇”中。

　　芝镇，脱胎于作者的家乡景芝镇。这里盛产美酒，乡人皆好酒擅饮，故常因喝酒留佳话，亦因喝酒闹笑话。所谓“芝镇狗四两酒”“芝镇猪，排山倒海酒呼噜”，芝镇的万物生灵似乎也有酒意。没有酒，恐怕也就没有了芝镇；没有酒香，也就没有了芝镇人一身的胆气和神魂。本书作者和小说的叙述者公冶德鸿也不例外，当属芝酒的传人。于是，《芝镇说》即如济南道人袖中的酒壶，虽只一壶，却是饮之不尽的“家传良酝”。作为说书人的逄春阶借人物之口，将一部小说写成了“大话”，把上百年的家事国事酿成了絮叨不尽的百转千回。《芝镇说》借酒说话，借酒话说出不可说不忍说不易说之话，所以这部书并非饮酒作乐借酒消愁，而是借酒疗病借酒去病——诊疗一个家庭乃至人世间“没有疤的内伤”。故而，与酒相对的另一重要线索便是药。《芝镇说》有如经年累积的医案卷宗，记录了芝镇人的集体症候，更记录了公冶家族及其乡里乡亲的个人行状，试图“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为记者的公冶德鸿充当了主诉一切的代言人，由他穿针引线、内引外联，和盘托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和不知道的一切。这位记者不仅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者更让他具备了“听懂一切”的特异功能：既听得上达天听的高头讲章，也听得不上台面的土话、瞎话，甚至鸟语、鬼话。所以这部书的主诉人表面上是记者公冶德鸿，实际还有醉话连篇的公冶令枢、公冶家族的不死鸟弗尼思以及“我亲老嫲嫲”（曾祖母）、“我爷爷”的亡灵。谁会拿醉话当真？又有谁能听取鸟语、鬼话呢？但是“诉说一切”的小说家可以“听见一切”，让那些从无机会面世的寂静之声化作倾动人心的神启之声。

　　最后来说公冶祠堂供奉的神鸟弗尼思。它就像无所不知的万事通，公冶一族的家史逸事，世间的名物掌故，一概张口就来；它还像深谙世道人情的老祖宗，不时臧否人物，令人醍醐灌顶。此鸟非凡鸟，是小说中的智者、精灵。谁能像它一般心口如一、了无挂碍呢？传说东夷部落的伏羲氏、女娲氏皆以风为姓，风通凤，风姓即凤姓，所以东夷尊崇凤鸟，以凤为图腾。根据词源，弗尼思（phoenix）来自古拉丁语。这样说来，供奉在公冶祠堂的弗尼思既是享本地香火的土鸟，又是一只中西合璧的不死之鸟。那么，它的“匪夷所思”确乎其来有自，它的“鸟语”当然可以超乎小说之上，成为比一切醉话、鬼话都要浩茫无边的神话。

　　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言说之物，我们应该保持沉默。《芝镇说》却说出了众多的“子不语”。孔夫子要“敬鬼神而远之”，又要“敬神如神在”，关键问题不是神在不在，而是有没有敬畏之心。假如我们能够重返芝镇，或许也能饮酒以乐，诉说旷古的酩酊与澄明：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作者赵月斌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