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诒

　　历史是鲜活的，文字和书本只是历史信息的载体之一，纸面之外，历史学尚有广袤空间。历史学家只有更多地走出去，才能更好地走入历史。历史爱好者也有必要“动起来”，增进对历史的空间和环境的认知。这是新近阅读的三本书——罗新的《月亮照在阿姆河上》、侯杨方的《这才是丝绸之路》和韩茂莉的《大地中国》给我带来的最迫切的感受。

　　效法司马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是古人对读书人的期许。这期许里蕴含大智慧：如果知识只从纸上得来，又用纸和笔创造，极容易和鲜活的生命脱节。这样的知识乃无用之学，甚至是披着华丽外衣的“伪知识”。读书人必须走出书斋，在行走中让知识与现实相映照、相激荡，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历史学家就更应如此了。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对历史学家的刻板印象往往是埋首故纸堆，从前人的字里行间费尽心机地寻绎真相。恰好，中国又是史学大国，史官文化源远流长，仅正史就有煌煌二十五部（二十五史），私家野史、笔记掌故更是不计其数。这文字构成的浩瀚大洋，足够人徜徉几辈子，书都读不完，遑论走出去？但我们恐怕不能这样看问题。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的人和事，而人事之幽微、复杂，稍具阅历者即有体会。那么，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何以洞察人性之幽微，揭示世事之复杂呢？

　　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是有着深刻认知并积极“破局”的，所以从20岁起，他就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壮游。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为我们描绘了自己的壮游图：“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那是没有飞机高铁汽车的汉代，旅途艰辛可想而知。司马迁却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见闻开拓视野，方才成就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千百年来，《史记》始终牢牢占据中国史学的“头把交椅”，除了写得早，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知人论世的功力独步千古。而这，就是通过漫长的壮游历练的。

　　只可惜司马迁的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承继。《史记》之后的正史，多为朝廷命官正襟危坐编纂档案的产物，正则正矣，所记录的人和事却总令人隔膜。反倒是野史还保留着活泼泼的趣味。而现代学术体制则造成了另一种困境，它有一整套标准流程，并要求学者遵守。这原本没错，可一旦走向极致，就将学者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学术规范”之中。长期规训之下，历史学家擅长用学术语言写作和发言，但他们只是写给同行看、讲给同行听，知识生产成了学术圈内的自产自销、“茶杯里的风暴”，与历史本体无关，更与大众无关。

　　李开元是较早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之一。2002年他接替老师、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担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部教授。在别人看来算是修成正果，李开元却内心不安：历史研究已非常规范了，论文里充斥着数据、材料、图表、概念，像是逻辑游戏。他越是沉浸于这种游戏，感觉离“活生生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人”越远。

　　李开元决意摆脱这种状态，提出“打通文史哲，效法司马迁”。他由此开启了一边行走考察、一边思索写作的新模式。多年磨砺后，李开元推出了《秦崩》《楚亡》《汉兴》，重构了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初建的历史叙事。李开元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书中讲述的历史场景如陈仓古道、垓下古战场，只要有可能，他都亲自考察，因此拨开了诸多长期困扰学者的迷雾。这是单纯的案头工作不可能做到的。行走的意义即于此体现。

　　情绪价值与认知重塑

　　令人欣喜的是，李开元并不孤独。事实上，这几年有越来越多“行走的历史学家”为公众所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人称“当代徐霞客”，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有一句名言：“认识中国,不仅要读书,也要行路。”《我们的中国》丛书，就是李零在旅行日记和考察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书分四册：《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涵盖了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战场、祭祀及思想史遗迹。

　　北京大学另一位历史系教授罗新，同样是“资深驴友”，经常作长途漫游。2017年，他从北京（元大都）徒步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重走元朝历代皇帝行过的辇路。之后的一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让罗新和他的行走成功“破圈”，广受关注。

　　2022年末，罗新又出版了《月亮照在阿姆河上》。书如其名，本书所录十篇文章，有六篇为作者在中亚行走的见闻。罗新观察细致，文笔流畅，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尤其是用作书名的《月亮照在阿姆河上》一文，以阿姆河为线索，对相关历史遗迹做了深入而绵密的探寻，引人入胜。书中其余篇章，从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到美国印第安纳，拉开了空间的宽度，充分展现出罗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眼界与胸怀。

　　或许因为和自己的研究领域既重合又不是做研究，因此李零和罗新将这类创作当做一个窗口，重在挥发情绪价值。这让他们的书写更偏向于随笔，甚至不乏抒情性段落。

　　而侯杨方则呈现出另一种风貌。

　　从2012年开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致力于丝绸之路的“精确复原”。十年间他带领团队几十次实地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足迹遍布我国关中平原、陇东山地、河西走廊、包括罗布泊和楼兰在内的南疆和北疆等地，以及中亚五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所经之处，他们都留下精准的GPS定位与轨迹记录，并拍摄视频、照片。这些信息最终集纳成大数据，制作成“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供人线上查阅。

　　这幅“云地图”固然直观便捷，但对于缺乏知识储备的门外汉来说，要透过这抽象的点和线领略丝绸之路的壮美，门槛无疑太高。有鉴于此，侯杨方今年又推出了《这才是丝绸之路》。在我看来，这本书相当于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的讲解手册，有心人大可边看图边读书，做一番妙趣横生的“云漫游”。

　　虽是云间漫步，但有侯杨方这样的专家指点，所获远多于跟随普通旅行团。侯教授告诉我们，不少人以为沿着西安、敦煌、喀什走一圈，就算走过丝绸之路，可事实上，这些城市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和古时候的风貌相去甚远，真正的丝绸之路，隐伏于人迹罕至之处。而这正是本书的重点。相信侯杨方的讲述将使读者对丝绸之路有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了解，从而完成了既有认知的颠覆。

　　超越于纸面之上

　　有意思的是，侯杨方早先是追随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葛剑雄教授研究中国人口史、制作清朝地图集的。而葛剑雄这位历史学界的“初代网红”，素来以热爱行走著称，从高原到古城、从北极到南极，其足迹遍布全球各个角落。76岁那年，葛剑雄还出了本《御风万里：非洲八国日记》，记录自己在非洲大地的行旅。再往前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顾颉刚就十分注重实地考察，提倡在实践中诠释问题。他身体力行，即便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岁月，仍然克服困难，辗转于甘肃、青海等地，研治边疆史地。

　　从顾颉刚到葛剑雄再到侯杨方，隐然形成一条思想脉络，在板滞的书斋式历史学之外无限延展，让人领略到了丰富多彩的风景。诚如侯杨方在《这才是丝绸之路》的自序中指出的：“一切纸面资料仅仅提供线索，而不是结论和事实本身，再精妙的论证研究也不过是纸面作业，甚至文字游戏。”他们要做的则是“亲临现场、重走路线”，从而取得超越于纸面研究的成果。

　　这番话不仅有学术价值，对于向大众普及历史也颇有启迪。自央视百家讲坛引发收视狂潮以来，民间的“历史热”便居高不退。在学术文化类图书中，历史书常年占据排名第一，几乎年年有爆款。可遗憾的是，热的往往只有故事，致使读者迷失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却并不清楚它在怎样的空间背景里展开。换言之，历史故事讲得热闹，历史地理却长期缺席。而脱离地理的历史，容易沦为“文字游戏”，徒有好看皮囊，丢失了有趣的灵魂。

　　不过，历史地理学是专门学科，加之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从疆域到环境到地名，发生过数不清的变化，一般人想掌握实属不易。这就需要专业学者俯下身段做知识普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茂莉的新著《大地中国》，就是这样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地理通识著作。《大地中国》分为26个专题，贯通上下五千年，遍及南北东西，涵盖中国历史地理的诸多重要问题。

　　试举一例。诸葛亮六出祁山（实为三次），历来为三国迷津津乐道，可祁山在何处？诸葛亮为何如此偏爱？韩茂莉仔细梳理古代川陕交通，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读者对于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韩茂莉关于关中、武川、绍兴、河西走廊的解读，同样令人耳目一新。读罢此书，对那句“只有理解地理，才能理解历史”，我有了更真切的体认。

　　近年来，有更多的学者正通过新媒体平台积极传播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像这样的学者，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