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禹

　　9月24日是曹禺诞辰113周年。当天，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主办的纪念曹禺诞辰113周年座谈会暨《曹禺全集》首发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办。《曹禺全集》收录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曹禺作品，共11卷，力争为广大读者原汁原味呈现曹禺作品全貌，为专业学者和话剧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近日，围绕全集编纂与曹禺的生平和贡献，记者对该书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进行了专访。

　　《曹禺全集》首发式现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

　　问：能否请您先谈谈曹禺的历史地位和全集编纂的目的？

　　答：曹禺成为中国现当代重要的文化人物，首先是因为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话剧。这些剧作问世以来，长演不衰，有着恒久的生命力。在中国话剧史上，曹禺并不是开山人物，就代际来说，他大概属于第三代，成名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但他出手不凡，一部《雷雨》轰动一时。小到中学剧社，远到日本剧团，都争相上演。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一生没有离开过话剧。

　　郭沫若、老舍年长曹禺不少，在文艺界的资格、地位也高于曹禺。但人艺保留剧目中，曹禺的《雷雨》《日出》写于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茶馆》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前者早很多。因此，如果要举出一位剧作家或一部剧作来代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话剧的成就，肯定还是曹禺和他的作品。这些经典剧作，不仅舞台上反复搬演至今，作为文学文本，也有着长久的阅读魅力。另外，曹禺丰富的话剧实践经验激发了后世的大量研究成果，他本人的特殊经历留下的历史印迹，也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基于此，提供一部质量上乘、可资信赖的《曹禺全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必要的。

　　问：您历时十多年主持编撰的《废名集》，其文献工作得到学界高度评价，并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次新版《曹禺全集》的编纂工作是如何组织的，该书整体上如何设计？有哪些亮点？

　　答：这次全集编纂，由曹禺之女万方授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动议，邀请我主持这一工作。编纂团队由13位当今学术界的中坚力量组成，并由钱理群、方锡德担任顾问。我们的设想一是为广大读者提供尽可能齐全的曹禺作品；二是为学术界提供尽可能可靠的版本、尽可能全面的校勘，夯实学术研究的文献基础；三是为话剧从业者提供足够丰富的曹禺剧本信息，给舞台实践提供尽可能多的参考资料。

　　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在目录学方面，《曹禺全集》除了尽最大可能收集作品，新增数百篇以前未入集的文章外，还为每个剧本撰写了“叙录”，说明文本的演变，并为各类文章编制索引。其次，在版本学方面，广泛收集曹禺生前各剧作不同版本，厘清其中的复杂关系。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由于时代变迁和曹禺个人遭际的变化，他的早期剧作经过多次修改，甚至不乏大改，而且每次修改所依据的版本都不好确认，必须逐一比对，方能有序呈现。在校勘学方面，我们谨慎确定底本、通校本、参校本，《曹禺全集》校记达数万条，各剧本动辄对勘二三种甚至五六种版本，有些改动过大的则被列为附录本。由于工作浩繁，使得《曹禺全集》历时6年之久才得以面世。相信这些遵循严格文献学原则的工作，能使《曹禺全集》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问：《曹禺全集》能让我们在哪些方面增进对曹禺的了解？

　　答：《曹禺全集》大体分为剧本、文集、书信日记三大部分。曹禺以剧作家的身份为人熟知，一般来说，读者最熟悉的是他创作的几部名剧。但通过《曹禺全集》可知，曹禺还有大量的改译剧本。他翻译西方名剧，不遵循一般的翻译原则，无“忠实”一说，而是进行大量改动，目的是为了将其搬上中国舞台。1978年，他发表了最后一个剧本《王昭君》，但此后他还大幅度修改了早期改译剧《镀金》，并再度发表。可以说，改译剧本一直伴随着曹禺的戏剧生涯，创作和改译构成了曹禺戏剧生涯的两个面向。

　　进一步了解曹禺生平会发现，在话剧艺术方面，他还是演员、导演、教师。只有将这些综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话剧人”曹禺，而不仅是“剧作家”曹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更清楚曹禺那些名剧的写作特点。相比之下，很多剧作家创作剧本，不大考虑舞台上的事，那是导演和演员的工作。而曹禺创作剧本，首先要草拟分幕表、绘制舞台设计图、撰写剧中人物小传等。他写剧本时，已经将导演、演员、美工等的工作，全部纳入考虑范围，所以他的剧本才有那么多细致的规定。也就是说，他是脑中先装了个舞台，然后再来创作。他的改译剧《争强》正好保存下演出本，其中就有剧场建筑图、舞台示意图等。他创作其他剧本，也可能事先有类似的文稿。基于此，我们的校勘工作尤其注意这方面，也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他的修改，因为这对话剧导演搬演他的剧本，有参考价值。

　　我们还发现曹禺在修改台词时，用字比较随意，经常用通假字，一时想不起怎么写，甚至生造字。但他对字音的区别非常敏感，包括标点的使用，也极为用心。他清楚，剧本最终是通过舞台上演员口中的声音实现的。因此，我们在设计“凡例”时，也注意了这一点，并体现在校勘中。

　　曹禺人生阅历丰富复杂，兼具作家、艺术家、文化管理者等多重身份，这些都反映在《曹禺全集》中。相信通过其中的文字，能让我们对曹禺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准确。

　　问：曹禺的几部名剧常演常新，您认为具体原因是什么？

　　答：曹禺的几部名剧，尤其是《雷雨》《日出》，其实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版本变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在报刊上发表的初刊本，经过精心调整，基本成为定本，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作为茅盾主编“新文学选集”丛书的一种，收入的3部剧作，又经过非常剧烈的改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曹禺剧本选》则往回改了相当比重，但又增添了新的修改。20世纪80年代初，曹禺在四川重新出版自己的剧本，再经过一轮修订。这些版本修改或大或小，其中的变动，除了一部分是技术性的以外，更多的涉及作品的立意。比如《雷雨》，曹禺最初是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宿命的主题，所有人都逃不过命运。但随后，基于朋友的批评，曹禺做了一些小改动，比如将鲁大海的身份从“工头”变为“工人”。再后来则被改造为斗争主题，鲁大海因为是工人，戏份被加重，而蘩漪则或多或少被赋予反抗性别压迫的角色任务。这些都是曹禺亲自改写的，反映出曹禺观念上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曹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本意”。但无论哪个版本，在其产生的时代，都能吸引观众，其中的关键是曹禺“懂戏”。剧本提供了饱满的情节和人物，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不同的演绎不会对话剧的艺术质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有了这个良好的基础，加之不同时代不同的导演、演员，不断用演出实践诠释剧本内涵，就形成了常演常新的局面。

　　问：从文献角度看，围绕曹禺还有什么工作要做？《曹禺全集》的出版，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整理有哪些启示？

　　答：所有的文献工作都有历史阶段性，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出现趋于稳定的最终本。古代的经部书籍，一直到清中期才出现相对而言的善本，而直到现在，还在拾遗补缺。曹禺作为现代作家，其全集编纂历时不长，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曹禺的某些文章，我们已经得到线索，但仍不能获取。至于非公开出版的书信，更是散落各处。可以想见，未来还会发现全集失收的函件。目前的《曹禺全集》，努力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完善。尤其是我们执行了比较规范的文献学标准，这对于目前中国现代文献的整理而言，非常罕见，或许能为其他书籍出版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