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伏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卢晓梅教授所著《大学大城》（以下称本书）2022年底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来众多方家的评述。总体上看，本书视角宏大、立意高远、史料翔实、体系严密，尤其是，理科教授的优美文笔，可能让一众文科教授汗颜，对这些评价，笔者都有同感。大学和城市，是两个有丰富内涵的历史现象，也是有深广学术价值的研究主题。既有评价多从大学或广义的高等教育发展，以及从城市的发展，或从大学与城市的相关、互动等角度评述，对深化本书大学大城主题是有意义的。但笔者认为，更有意义的是著者所关注的发展背后的历史逻辑，关注的是大学大城发展在技术创新和文明进步中的作用。

　　何为城市？何为大学？本书回归逻辑起点，将二者统一了。根据中世纪罗马法定义，“大学”本意为行会，指为共同职能而联合起来的一群人。同样，城市即人，界定城市的基本指标就是人口密度。因此，无论城市还是大学都指人的聚集，是∑人。而我们看到的城市和大学的具象化的建筑空间，只不过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人的生老病死、七情六欲和运行秩序。

　　本书第一章题为“逻辑经纬”，应该在全书中具有导论的意义。著者引用了热力学“熵增定律”Ｓ＝Ｋ·ｌｎＷ，该定律本意是指热量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是不可逆的。有人将之引入社会系统，认为世界终将从有序走向无序，最终走向热寂。显然，人类既有的历史并未证明这一定理，从200万年的人类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们似乎看到了无序正在加剧人类的灭亡。但二次大战后世界总体上走上了有序的道路，保证了之后70多年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的种种事端，使我们又受到了失序、世界大战甚至导致人类毁灭的威胁。但是，笔者仍然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因为，在我们看得到的将来，人类会有足够的智慧获得负熵，“让杂乱无章变得有秩序，实现系统韧性和可持续发展”。

　　负熵从哪里来？答案应该是，从技术创新和文明进步而来。而本书所及大学与大城，正是负熵形成的主要源头和载体。

　　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曾用“磁场”和“容器”来比拟城市的功能。作为“磁场”，它把周围的人聚拢和黏附于此，并磁化为更大磁场的一部分；作为“容器”，将各种社会成分集中起来，用建筑、文学、艺术将之贮存，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毫无疑问，大学作为城市发展的“晶核”和知识经济发动机，是这两大功能的集大成者，是科技生生不息、文明源源不竭的良序社会动力之源。

　　技术创新以实验科学及对自然规律深入的探索为前提，而现代大学则是其发轫的源头。著者认为，哈勒大学（1694年）是中世纪的“第一缕曙光”，被称为“第一所现代大学”。它采纳了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支持科学精神。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成为真理拓荒的基地。哥廷根大学（1737年）推行哈勒大学的办学主张，着力体现自由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学术氛围，产生了自然科学领域的 “哥廷根学派”。现代文明以“理性”“科学”（而非感性、经验）为要义，进而才可能有实验科学及对自然规律深入的探索。正因如此，基于知识创新的0—1的原始创新和相关的技术创新才可能源源不断地涌现。

　　“好的制度生成负熵”。历史证明，技术创新只能带来潜在的生产力，没有与之相应的制度进步或好的制度出现，则难以成为现实的生产力。1776年，格拉斯哥大学（1451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问世，为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发动了一场从英国开始，逐渐扩展到欧洲大陆的市场经济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为新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工业革命后的200多年中，大学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中起着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一般的历史阐述不同，本书在对世界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研究中，试图寻找一个同样能产生负熵或称可持续发展的大学生态系统。著者对大学内在精神、组织方式、培养模式、质量标准、评价体系进行的深入研究，对于拓展我们的办学思路，建设现代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大学是知识的发源地、有时也是某项技术的发源地，但大学不是产品的发源地和产生地。现代社会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创新和文明进步，选择了以城市作为承载和加速的平台。因此，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往往体现为城市的竞争力，因为，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城市里才能产生。中国最高水平通信技术所以产生在深圳，与深圳的城市特质和生态系统密切相关。

　　本书著者对城市演化三阶段的归纳，对我们深化对于城市作为技术创新和文明进步源头的认识是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从工业社会的2.0阶段的功能城市，到知识社会3.0阶段的有机城市，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选择合适的城市规模。著者认为城市是社会化学反应的容器，城市规模与资源整合和吸附能力相关。无疑，大城市发展成了世界性趋势。著者未及讨论的是，城市规模扩大是靠产业力量驱动还是靠行政力量驱动。后者则正是我国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过程，对其利弊得失，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跟踪研究。笔者认为，与其将许多有活力的中等城市简单地用行政区划的方式并入大城市，以提升其GDP排名，不如用发展城市群的方式，形成特色城市和城市间的互动发展。二是建立理想城市。理想城市不是统一模式，而是在统一发展理念下的各美其美。如著者所说，理想城市“应该是以人为中心、更加关心人与城市的和谐关系，更加城乡一体化和产城人融合。”三是建立知识之城，著者认为，知识城市是城市发展的趋势。确实，在我国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后，城市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必然由特质为主到知识为主，必然要进入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城市以及孕育其中的大学应该也能够成为技术创新之源。

　　本书另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读者必须予以关注的，即大学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在我国，一些有大学的城市担心“近水楼台不得月”，担心“研而不发”，一些没有或较少大学资源的城市则急于建立或移植大学。著者将二者的关系归纳为：大学，城市的灯塔。提出了大学，为城而址、为城而事、为城而治的理念。当然，这是站在大学立场上的。今天，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从城市治理者的角度看，能否建立健康的城市生态，将大学资源通过市场配置的方式导入城市体系。如是，则全世界大学资源都应该可以为城所用，而不是纠结于是否应该为大而全、小而全刻意去建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