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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凤
线性埃兰文字(Linear Elamite writing)是公元前2300—1880年伊朗南部所使用的文字。五千年前的古伊朗,土壤肥沃,矿产丰富,埃兰人在此创造了璀璨的埃兰文明。他们在建立埃兰帝国的同时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线性埃兰文字。至公元前七世纪,起源于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处于巅峰扩张时期,摧毁了埃兰帝国。亚述帝国在扩张土地的同时也把楔形文字带到了古伊朗,从此线性埃兰文字灭迹,成为一种死文字,沉寂在历史遗迹中。
2022年7月,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塞特(François Desset)和同事们发表了《破译线性埃兰文字》一文,宣告这种古老表音文字的破译。
世界文字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表意文字,一是表音文字。两者数量和造字规则截然不同,破译的原理也大相径庭。埃及象形文字和汉字属于最为典型的表意文字,文字数量繁多,文字的符号不仅和符号本身相关,也和语音有关。表音文字产生的时间较晚,所需文字数量较少,符号只和语音关联。判定文字的类型属性是破译文字的基石。
埃兰文明历经古埃兰时期、中埃兰时期和新埃兰时期。古埃兰时期的原始埃兰文字属于表意文字,这是一种与原始苏美尔文字同时期甚至更为古老的文字,目前尚未破译。新埃兰时期,线性埃兰文字替代了原始埃兰文字。
对线性埃兰文字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903年,法国考古者在伊朗苏萨古城发现这种文字。许久以来其一直被认为是原始埃兰文字的同质文献。在线性埃兰文字被区别开来,并确立为表音文字之后,学者们只要关注符号的读音,无需关注符号对应的语义,排列出完整的音节表就等于解读出了线性埃兰文字。
知晓对应的语言、专有名词(国王名、神名、地名等)以及双语对照文献是文字破解的三个必要条件。二百年前,埃及学家商博良使用三语对照的罗塞塔石碑打开了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之门。今天,德塞特等学者通过已知的楔形文字记载,发现了对应的语言埃兰语,查询到相关的专有名词,找到不同文字记录同一语言的相同及相似文献。这是打开线性埃兰文字破译之门的三把钥匙,但寻求解密之钥的路途并非平坦。
西方文字学家格尔伯曾说:“只要有足量的文献,如果知道对应的语言,那么这种表音文字终将被破译。”目前发现的线性埃兰文字的文献共有40种,根据材质不同分为七组。文字破译之始,学者们主要关注普祖尔-舒希纳克王朝文献。尽管有些文物上同时刻写了线性埃兰文字和楔形文字,但这些双语文献并非像罗塞塔石碑一样属于对照文献,它们只有部分名字和头衔是相同的,因此最初只破译了极少线性文字的字符。德塞特等人走了另一条路,以银制文献为研究对象(未知),以9篇楔形文字文献为参照(已知),最终抵达破译最为关键的步骤。由于这些银制烧瓶属于施马士基和苏卡尔马赫王朝时期,上面刻写的铭文已经高度标准化。这些线性埃兰文字写在了相同或相似的器物上,器物上还记载了完整的埃兰楔形文字。
目前研究条件下,所知的埃兰语是一种孤立的语言,尚未发现与周边语言相关的联系。在线性埃兰文字破译之前,只能通过同时代的及后来的楔形文字建立与埃兰语的联系,构拟出埃兰语的基本规则。对于埃兰语的构拟是建立在楔形文字和闪米特语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楔形文字的成果直接影响埃兰语的构拟。记录埃兰语的楔形文字材料有限,文献中出现了语言文化的二元性,即阿卡德人占主体、埃兰人占少数的情况。楔形文字并不适合记录埃兰语,有可能做不到忠实记录。尽管埃兰语的重建困难重重,但一些专有名词和表达是固定的,固定词成为文字破译的关键。
成功破译线性埃兰文字,除了其拥有良好的前期研究基础,齐备对应的语言、专有名词和对照文献三把钥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2006年德塞特开始接触这种文字,看到神秘的几何图案,并被深深吸引。但他最初对记载的文献器物只能拍照,只看得到局部文字。2015年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实体文物,精准复制器物上的文字,才得以系统解读线性埃兰文字。
线性埃兰文字属于字母-音节文字,即线性埃兰文字字符中既有对应一个音节又有对应一个音素的情况,也叫半音节文字。线性埃兰文字的字符外形较为具象,属于几何图案。目前可识别的符号共计有72个字符,记录73个音值,这些符号占总体总数1890个符号中的96.3%,其中有5个是元音符号,15个是辅音符号,53个属于音节符号。在音位表中,还有8个符号尚未被确认或不存在。文字阅读顺序一般按照从右到左,从上到下。时期略晚的线性埃兰文献中出现了分隔符号,用于区分短语、语段及句子。这些符号中存在异体、同音及合文的现象;拼写过程中还出现了文字羡余,以更准确地记录语言。这种文字也有不成熟的一面,表现为部分音素的省略和书写错误。
半音节文字系统在表音文字体系中非常稀少,较为典型的是古西班牙文伊比利亚半音节文字,其余多为注音字符,如汉语注音字符等。表音文字体系中,大多文字主要选择字母文字(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素)和音节文字(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两种类型。字母文字所需字符数量最少,如我们熟悉的英语只要26个字母就能书写整个语言系统。相比而言,音节文字数量较多,需要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半音节文字所需的数量介于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之间。埃兰语中大部分词根是辅音-元音-辅音(CVC)和辅音-元音-辅音-元音(CVCV)形式,为了更忠实更精准记录语言,线性埃兰文字自然选择了半音节文字。
线性埃兰文字的破译,改写了表音文字的发展历史。线性埃兰文字中就有单纯的元音和辅音字符,分析语音的能力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楔形文字,能精准地记录语言。只是战争导致这种文字未能远播就已埋没在历史长河中。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文字并非孤例,在中国也有例证。如中国历史上的辽代,契丹人创造了契丹大字(表意文字),由于契丹大字并不能很好地记录契丹语,后来又创造了契丹小字(表音文字)。还有目前仍在使用的文字的例子。云南纳西族的东巴在书写经书时,不仅使用东巴文(表意文字),也使用哥巴文(表音文字)。其共同特征是时期较晚的表音文字借鉴时期较早的表意文字。同样作为死文字的表音文字契丹小字破译进展较快,原因即在于表音文字字符较少,与语音直接关联,相比之下破译难度较小。这也是线性埃兰文字比原始埃兰文字先破译的原因。
中国尚有许多原始符号亟待被证明是否为文字,如符号数量丰富的良渚符号、巴蜀符号、双墩符号等。这些符号的时间与线性埃兰文字的时期相当。如果具备足量的文献,出现固定词的双语文献,构拟出对应的语言,那么这些中国的神奇符号也将离破译不远。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