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希

　　北京老城的“脊梁”——北京中轴线上，汇聚了钟鼓楼、故宫、天坛、永定门等众多文物明珠，它们让世界深切感知到中国文化遗产的多彩与独特。有关北京中轴线和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北京老城最大特色，是以城墙为标志，由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呈“回”字形层层拱卫的平面结构，以及一条贯通京城南北的中轴线，犹如人的脊梁统领全城，共同构成“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布局，其也向世人宣示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天人协和理万邦。

　　北京故宫航拍图 马文晓摄

　　北京老城是中国历代都城集大成者

　　明永乐年间，北京城在元大都基础上规划建设而成，历经清、民国直达于今。这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之集大成者，也是自《周礼·考工记》提出王城规划建设的理想模式——“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前朝后市，市朝一夫”以来，最接近于这一模式的封建帝都。只是，在明嘉靖年间加筑外城时缘于“国库拮据”等原因，只建成了外城，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凸”字形廓城。

　　有外国规划专家把北京老城赞为“人类文明的顶峰”，抑或称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还有的说“它将深沉的对大自然的谦恭情怀和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总之，“北京城是一座保留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城规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品”（梁思成语）。

　　北京老城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木构建筑平面延展的特色，形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以皇城、内城、外城为标志的层层拱卫的态势，用以胡同为筋脉编织而成的大面积低矮、呈灰色的四合院，簇拥着高大宏伟、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全城的正中间又有一条自南而北，即自永定门至钟鼓楼，长达7.8公里，被称为“城之脊梁”的中轴线，统领着东西两侧的建筑群，形成“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城市格局。这就是北京老城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最大特色。

　　北京老城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划布局，意在向世人宣示：“天人协和理万邦”。太和殿里悬挂的，由清乾隆帝御书的匾额“建极绥猷”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极”，乃是中极，所谓“建极”是说要建立中正的治国安邦的方略；“绥”是安抚、顺应；“猷”为道、法则。“建极绥猷”语出《尚书》，它是说：作为君王，要上体天道，下顺民意，依据中正安和的法则去治理国家。匾额两侧的楹联，亦为此作了“脚注”：“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凤城回北斗，万邦和协颂平章”。其大意是：君王若能树立起博大的胸怀，高尚的道德，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处于天府的中心，为天下人所拥戴，四海才能共披圣德的光明，为万邦所共仰。

　　对此，已故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评论说：“北京完整地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形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他进而说：“北京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在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光辉的成就。”

　　“中轴线”的概念，是由梁思成于上世纪40年代初率先提出来的。它原是“面南而王”的天子宝座前，供百官朝觐皇上的御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条御路成为一条统领全城的“中轴线”。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政府曾将其确定为天文、地理意义上的本初子午线（这比1884年确定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0度线早175年）。

　　那么，这“北京中轴线”到底是一条什么“线”？我以为，从实践上说，它是统领整个北京老城规划建设的基准线；在政治上，它是封建帝王“普天之下，惟我独尊”主题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上，它是北辰崇拜、“象天设都”的集中体现；从艺术上来说，北京中轴线是历代都城规划建设艺术的集大成者。

　　现如今，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北京中轴线”申遗，固然是要向世界展示北京城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它在都城规划建设艺术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某种意义上也是想进一步推动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让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绽放光华。

　　源远流长的文化理念

　　远古时代，在我们祖先的观念里，“天”似乎一直是一个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充满着神秘色彩的物体。由于天的变幻莫测，人世间的祸福、命运，又都受大自然的主宰，人们完全慑服于大自然的威力，进而敬畏自然，并将大自然降于人间的祸福归结为某种“神”的力量。而在宇宙的“众神”之中，又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者，那就是“天帝”。这个驾驭宇宙，领袖群伦的超自然的“天帝”，也就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寄寓的象征。基于此，无论是从人的主观角度，抑或是从大自然的客观角度，作为以农耕文明为显著特色的华夏大地，从它的原始形态文明一开始，便与“天”结下了不解之缘。农业生产必须不违农时，这从客观上就离不开对天体运行及其对农业生产带来何种影响的观测，乃至对时令推移规律的掌握。面对巍巍苍穹神秘莫测又无比强大的力量的体悟、敬畏，乃至崇拜，产生了华夏民族文化上某些亘古不变的文化原型。

　　不仅如此，我们的祖先从对天穹的观测中还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理念：天界是一个以帝星——北极星为中心，以“四象”（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五宫”（即东、西、南、北、中宫）和“二十八宿”为主干构成的庞大体系。天帝所居的“紫微垣”，位居“五宫”的中央，又称“中宫”，满天星斗都环绕着帝星（北极星），犹如臣下奉君，形成拱卫之势。

　　孔之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人们从天象找到了本源之所在，昭示了人间的道德和永恒的秩序，从而也就形成了流传始终的政治原则。作为中国文化观念的原型，它制约并影响着政治和哲学观念，塑造着“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文化特色，并仿照着“北辰独尊，象天设都”，形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层层拱卫；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大一统国家的首都格局。

　　明永乐年之初，朱棣决定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平，并沿袭南京宫城的规制，把象征封建帝王行使帝皇统治权力的前三大殿命名为“奉天”“华盖”“谨身”。所谓“奉天”即是奉天之命，行使皇帝的权力。明嘉靖年间改为皇极、中极、建极。清初重建三大殿之后，更名太和、中和、保和。“太”是大的极义，在“天”“地”“人”三者之间，阴阳交错，矛盾之极，又能融合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之中。这就是最大的“和”，即“太和”。《中庸》一书中这样说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来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人若能承天之大道，天地各安其位，运行有序，共荣生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天安门这座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和血汗的建筑，出现在伟大祖国的国徽之上，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

　　现今的天安门广场，不仅延续了北京老城“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左祖右社”的格局，更赋予了一个全新的主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袤的国土上和谐地生活着56个民族。在这里强调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借鉴，共同发展；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多元与一体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坚持“一体性”，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促进“一统性”。

　　有人说，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深植于文明形成伊始的国家都城或都邑之中……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历代都城的发展史和北京城自身的规划建设历程，都向人们表明了中华文明的这样一个特质：整体性、包容性、连续性。

　　美国汉学家艾恺曾撰文说，他惊讶于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历史的悠久。而这两项特质，是除中国以外人类其他文明所无的。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文明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上均经历过剧烈的断裂，以致文化传承的消失。他认为，中华文明在历史上虽也曾出现过类似于其他文明所发生的文化断裂现象，但只有中国能持续地从这些重大考验中重新组织、调整自己并恢复元气。由此他领会出：中华文化体系历经数千年，仍能维持其格局与自尊的精髓就在于其“整体性”和“包容性”。

　　北京老城是中国历代都城的结晶。它既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中国历代都城发展历史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拥有整体性、包容性、连续性的实物见证。

　　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协和理万邦”的精义就在于：“人亦天地间之一物”，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优态共生”，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关系是“和而不同”。新时代适时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即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只有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既具有传统性，更具有现代性。古代的中国既然已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那么，现代的中国亦必然会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让中华文明走向新的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历史地理学者，中国文物学会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