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辛稼轩晚年有一阕《贺新郎》云：“惠子焉知濠梁乐，望桐江、千丈高台好。烟雨外，几鱼鸟。”人就是这般，老去方知万事空，富春江上，雨雾钓台，鱼鸟之恋是多么的美好啊。而春天，翻阅一些博物学的闲书，也是一件或许无用，却很美好的事。

　　从无用的杂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质来

　　近期出版的《野草：野性之美》是其中之一。50种世界各地的野草，风吹哪页读哪页，先捡那些熟悉的名字看：牛蒡、雏菊、大叶醉鱼草、苦苣菜、原拉拉藤、蓝铃花、野芝麻、虎杖、婆婆纳、野豌豆，手绘博物画插图有130余张之多，文字倒是简略，对需要了解更多野草知识的读者，略有不满足，不要紧，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妙不可言的《杂草的故事》，前几年有了中文版，你可以找来读。

　　这两种关于杂草的书都来自英国，我们中国也有一本小书不可忽略，即周建人著《田野的杂草》，这是三联书店1949年6月出版的，为“新中国百科小丛书”之一种，小32开，只有70页。全书分为“引言”“春季常见的杂草”“野草的生命”“夏季常见的杂草”“花的构造及与外界的关系”“到了秋天”“在冬季里”“结束的几句话”八个部分。作者的用意，“是拿自生在田边、路旁、河畔等处，平时看作不大有用处的草类来讲，使读者对于那些草认识得更明白些……可能会从无用的杂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质来呢”。

　　寒斋所藏为1950年4月第三版，已经印到一万册。这本小书后来似乎未再版，十年前偶然发现被收入《花鸟虫鱼及其他——周建人科学小品选读》一书，书中还有周氏其他40余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他在博物学方面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著作极为丰富，尽管与后来诞生于西方的博物学不完全一致，但自有其体系。大名鼎鼎的《本草纲目》，其内容涉及了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可谓是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叙述自然即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性质和生态等的最古学科之一，博物学家是“对博通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专家的尊称”。在我看来，他们不仅博学，更是一些勇敢的人，他们生产出无数今天已成为常识、甚至妇孺皆知的知识，然而，这一行当在今天却似已步入黄昏。

　　既可格物致知，也可托物言志

　　无用的博物学，因了一些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推动，不时出现在新书讯息中，梭罗的《野果》、涩泽龙彦的《花逍遥》、卡拉纳皮的《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范发迪的《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诸书，令读者爱不释手。

　　去年读到两种新书《植物名释札记》《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一本讨论中国植物通俗名称的来龙去脉，一本深入厘清有宋一代植物谱录的发展脉络，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前者为已故的夏纬瑛先生耗尽毕生心血完成，在中国典籍中，植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夏先生认为：“一个植物名称本身，就反映着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先人对这种植物的认识程度。”数十年中，他遍翻古籍，行万里路，直到晚年因双目失明，无法继续。比如“牡丹”，他注意到，历来医书均未释名，他通过辨析指出，“‘牡丹’者，以其根皮之赤丹而为名，‘牡’字无义。”值得一提的是，夏先生的植物名称辨析，不唯从语言学出发，是在大量的植物调查基础上进行的，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植物名释札记》笔记式行文风格不同，《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是一部厚重的专著，作者久保辉幸是在中国工作的一位日本学者，他注意到植物谱录这一类专著在宋代的大量出现，但已有的一些研究多停留于古代科技成就方面，他的研究更多关注这些谱录的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阐明这一类出版物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读来饶有兴味。据作者的调查，宋代花谱中，有牡丹谱15部、芍药谱四部、菊花谱八部、梅花谱四部、兰花谱和海棠谱各二部、玉蕊花谱和琼花谱各一部，以及综合性花谱四部，此外尚有经济植物谱录26部，但动物谱录仅有区区四部。在对这些谱录进行文献学考察后，作者发现，北宋时期作者的思维明显带有“格物致知”的学术精神，而南宋时期作者则更倾向于以种植行为表现其隐遁的生活态度。这一点，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一书中“牡丹的诱惑：有关植物的写作以及花卉的美”一章亦有相关论述，尽管二者的研究取向不同，但可以参照阅读。

　　博物学给予一个普通读者的帮助与欣喜

　　以上中日学者的两本著作，都是需要潜心多年，甚至需要一种不计实用的态度方可成就，其成果亦可资学术领域之外的普通植物爱好者阅读，但现实中，常有一种跨界的博物学写作者，他们的著作另有其有趣之处，比如叶灵凤。

　　叶灵凤的《香港方物志》1958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初版，收入作者在1953年间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112篇短文。叶氏在“前记”中说：

　　我将当地的鸟兽鱼虫和若干掌故风俗，运用自己的一点贫弱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俗学知识，将它们与祖国方面和这有关的种种配合起来。

　　翻看目录，“香港的香”“一月的野花”“新蝉第一声”“海参的故事”“香港的野鸟”“香港的蜘蛛”“水仙花的传奇”，看了这些标题就明了书的内容。查《叶灵凤日记》：

　　1952年12月25日约了高雄夫妇及《大公报》的刘芃如夫妇来吃晚饭……芃如约为《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写一关于香港草木虫鱼的连载。

　　1953年1月21日自元旦起，开始在《大公报》的“大公园”写《太平山方物志》，记本港的鸟兽虫鱼和人情风俗，每天约一千字。

　　1953年1月23日写《太平山方物志》，自今年元旦开始，每天写一篇，已写了二十多篇了。只是这题目是不能长期写下去的。

　　1953年2月3日 写《太平山方物志》。就要过旧历年了，又要准备一些过年风俗的资料。

　　据《叶灵凤日记》可知，《香港方物志》中的短文，最初发表时总题为《太平山方物志》，署名“南村”。叶灵凤当时每日要写4000字，有时一天写了6000字，其中就包括了这《太平山方物志》，因此他曾担心不能持续，不仅是精力，更多的是博物学材料的储备。多年前读过香港南粤出版社所出叶灵凤《花木虫鱼丛谈》，惊讶于这位当年“创造社小伙计”的知识渊博，读了《香港方物志》则又对其背井离乡后的生活多了些了解。在日记中，他曾慨叹某一类文章“写得太多了，也觉得索然无趣”。但稿费一到，女儿已等着要上街买新大衣了。卖文为生之不易，于此可见矣。无用的博物学，却可为潦倒文人之生计。

　　“今年立春早，不仅红棉开了，就是杜鹃也开了。”叶灵凤在日记中写道。很快，几乎同样的句子出现在他的《英雄树木棉》一文中。每天不是爬格子就是匆匆往来于报馆与寓所，叶氏的生活远不如那些著名的博物学家轻松自在。

　　英国人约翰·亚历克·贝克，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位作家，他一生只写作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名为《游隼》，几年前介绍到中国，数次重印。据说作者一生都生活在英格兰东部一个乡下小镇，本书是他十年间追寻游隼的笔记，他的原则是：

　　我尝试将一切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保存下来：鸟、观测者，以及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我描述的每一件事都发生在观测当下，但我并不认为忠实的观察和记录就足够了。观测者的情感与行为也同样是重要的数据，我必如实记载。

　　作者的笔触精致而宁静、有诗意。

　　四野寂静无声，迷雾之中，万物朦胧而神秘。一阵冷风吹过，云层堆叠了整片天空。麻雀蹿过落叶的树篱，沙沙窸窣，如小雨纷纷。欧乌鸫叫嚷起来。寒鸦和乌鸦站在树枝上窥探下方。我知道，游隼就在这片田野中，但我就是找不到他。

　　他观察游隼的追逐、捕杀、进食、休憩，沉迷期间，物我两忘。研究者指出，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英国，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得游隼的数量急剧减少，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游隼乃至人类自身的挽歌。

　　我注意到近年国内也有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到类似的领域，尽管在当下大学的学科分类中，没有博物学的位置，但“博物”一词却日渐传播开来。我本人的专业离博物学很远，关于这个话题，理应由更有资格的专家来讨论，我只是从博物学的边上，分享一些它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普通读者的欣喜与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