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毅 卢有泉

　　但凡论及清末的政治变革，王韬的政治变革思想总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今年恰逢我国第一家宣扬资产阶级政治变革主张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王韬主办，1874年创刊于香港）创办150周年之际，而石蓉蓉教授的《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研究：以<循环日报>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正是关于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石教授这部著述通过挖掘王韬的思想渊源，梳理其政治变革思想孕育、发展、转变和重塑的脉络，从而客观地评介了王韬政治变革思想方面的贡献与不足。

　　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融合中西文化的思想启蒙和开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作用上。作为最早提出学习西方文化的一批人，其“民权”思想启迪了后续改革者与革命者。王韬在讨论中西方政治制度时，对比二者优劣，指出由于中国所实施的君主专制自身存在结构性缺陷，必然会造成君民阻隔的情况，进而导致吏治败坏、社会动乱频繁等。同时也暗示了学习西方制度的原因是西制能使君民一体、上下齐心，国家自然也能富强起来，并认为如此善制与中国三代之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正如其在《弢园文录外编》中所说：“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这种“君主与上”“民主于下”的“君民共治”的政治变革方向，究其本质正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延续，深受儒家传统“尊君”思想的影响。并且，这种变革方向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维新派，即使鼓吹民权，主张抑制君权、对抗专制的梁启超们，在分析中国政治问题时，也将中国的弊病归结于“君权”“民权”两无，最终只能在君权专制的范围内进行一定限度的政治变革——实现“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政体。

　　王韬政治变革思想的局限主要表现始终未抛弃对封建君主政治的幻想，其所维护和保全的仍然是封建君主政治的主体，以及自身阶级的权利。正如石教授所分析的，“处于转折期的他们（维新派），未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总体上仍处于儒家大义的思想框架下。亦因受制于时代所限，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王韬一方面突破了洋务派的“器本道末”，以独特的“器中有道”的道器观为其政治变革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依旧将儒家思想、传统大义作为道的内容，为君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这就导致他不能从根本上厘清专制君权与民权、立宪之间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也忽视了中西政治传统与现实环境方面的差异，最终难以对西方民主政体形成深入、完整的认知。因此，即便发现君主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王韬也并未想废除这一制度并将皇帝赶下台，反而希冀通过由上层发动变革来实现新旧政体的转换。之后，维新派基本延续了对君主政治的这一幻想，尽管他们比王韬更进一步地提出了“抑君权”的主张，但所“抑”之内容也不过是要求君主能“纡尊降贵，与臣民相亲”，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让清朝的统治者“筹自强之策，计万事之安”，丝毫未触及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君权限制内容。历史最终证明了这种不触及君主政治之基的制度嫁接，其结果是旧瓶装新酒，注定无法获得成功。

　　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王韬的“君民共治”观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让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但相比较于以往君权独大、一统天下的君主专制，以及君尊民卑、判若霄壤的君民关系而言，乃是一大进步。尤其是王韬能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君主政治本身，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秦以来施行了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基础，极大地启发了之后的各路政治变革思想家。并且，其融合西方政治文化的新民本思想——强调“重民”“利民”“富民”，主张通过民众参与基层选举以及舆论监督地方官员，使民众间接地行使权力从而限制君权，这些均带有明显的西方民权思想色彩。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他的新民本思想主张可谓振聋发聩，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正如张海林在《王韬评传》中所言：“王韬在继承古代民本思想的同时，吸纳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了颇具时代特征和特性特点的新民本思想，它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以呈现的源头与关键环节。”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