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菲4月，最美人间。4月22日至26日，“青睐”人文寻访又下江南，以杭州为圆心，辐射富阳、海宁，探寻良渚先民遗址，遍访黄公望、郁达夫、金庸、徐志摩、王国维等江南名人足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凝神回望。

　　DAY 1 富阳

　　◎黄公望隐居地&公望美术馆

　　“富春疑案”，一段真真假假的传奇

　　从前，富春江边有个白鹤墩，白鹤墩边有个庙山坞，庙山坞里有个小洞天，小洞天里有个南楼，南楼里有个仙风道骨的老人，老人画了《富春山居图》……

　　一夜雨后，雾气氤氲，杭州街头高大的梧桐树更显青翠，“青睐”会员们开启了江南之行的首站行程——富阳，寻访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创作实景地。《富春山居图》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有“画中之兰亭”的美誉。

　　车行一个小时，在苍山绿林环抱中的黄公望村，会员们见到了设计此行的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克敌和公望美术馆的柴惠琴女士。在他们的带领下，会员们参观了由黄公望纪念馆、黄公望结庐处、亚热带植物园组成的黄公望隐居地，了解画家坎坷的一生，感受画家的生活环境。这里群山蜿蜒、竹林静谧、溪流潺潺，让人不禁感慨难怪一代文人画家要选择在此隐居终老。

　　黄公望从小聪颖好学，却命运多舛，入仕做“文员”，身陷囹圄，仕途不畅后，他选择浪迹天涯，出家为道，卖卜求生……至正七年，黄公望移居到富春山中，归隐庙山坞，搭建书斋“小洞天”。50岁，经得赵孟頫点拨后，开始醉心书画创作，逐渐成为“职业画家”。《富春山居图》就是黄公望应道友郑无用请托，从构思、动笔到绘制，大约用了7年时间。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观察烟云变幻之妙。他出门身上总是带着皮囊，内置画具，每见山中胜景，必取具展纸，摹写下来。

　　“黄公望50岁之前，人生过得跌宕起伏，大部分时候都处在社会底层，可以说是绘画让他获得了‘新生’。”柴惠琴觉得《富春山居图》能成为文人画的集大成者，是画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江南的山水共同成就。

　　《富春山居图》囊括了富春江两岸风光，自明中期至清早期约200多年的时间里，在沈周、董其昌等人的推崇下，成为人们争相临仿的经典之作，出现了“家家公望，户户富春”的画坛风气。然而这幅传世佳作，却险被烧毁。画卷传至明末书画收藏家吴洪裕的手中时，因他视如生命，临终前竟交代家人焚画殉葬，幸而被他侄子从火中夺出，可惜已被烧成两半。此后两半残卷开始各自流转，最终前半卷《剩山图》收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柴惠琴告诉大家，在富阳公望美术馆内，就有《无用师卷》和《子明卷》这两幅等比高清复制图展出，大家可以近距离欣赏感受。随后，“青睐”会员们来到“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设计的公望美术馆展厅内，一下子就被展柜中的两幅长卷所吸引。只见画卷上峰峦坡石层层叠叠，水天一色，雾气迷蒙，茅屋渔舟，错落有致。随着脚步的移动，确实有人在景中游的感受。

　　《富春山居图》如今存世的其实有三卷，除了《剩山图》和《无用师卷》，还有一卷题有“子明隐君将归钱塘”的《子明卷》。柴惠琴指着画作上满是题字的一卷说，乾隆皇帝最先收藏的是《子明卷》，他以为是黄公望真迹，爱不释手，每欣赏一次都忍不住题字，以至于画卷上密密麻麻全是题字。可当《无用师卷》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虽然产生了困惑，但碍于天颜圣威，还是鉴定为赝品，从此深藏宫中。

　　到底哪一幅《富春山居图》才是真迹？20世纪70年代，中国艺术史泰斗、著名书画鉴定家傅申通过5篇论文，从书画本身、题跋、火烧等角度及其延伸问题和诸多细节，认定《无用师卷》为真迹，一段真真假假的传奇终于定论。

　　“不过无论真伪，《子明卷》有乾隆的55处题字，到今天也同样是国宝了！”柴惠琴还遗憾地告诉大家，鉴定画作的傅申老先生晚年从台湾移居到富阳黄公望村，4月16日刚刚辞世了。

　　◎郁达夫故居

　　“家在富春江上”，多情也爱国

　　一家一家的瓦上，都盖上了薄薄的晨霜。枯树枝头，也有几处似金刚石般地在反射着刚离地平线不远的朝阳光线……

　　寻访富阳，还有一个人不得不相遇，他就是郁达夫。从公望美术馆来到富春江南岸的郁达夫公园内，高大的香樟树香气弥漫，让人忍不住深吸几口。

　　“从2010年起，每届获得‘郁达夫小说奖’的作家都会相约来到富阳，他们以文学的名义相聚，并在富春江畔郁达夫故居附近种下一棵‘纪念树’，7届下来，已经成了一片‘文学林’。”柴惠琴指着眼前一片绿林说道。郁达夫小说奖针对海内外华语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铁凝、迟子建、毕飞宇……都曾来过这里。绕过草坪，青年郁达夫雕像手执书卷，端坐在石凳之上，似乎正在远眺如画的富春江。雕像身后是一栋别具江南风格的二层砖木结构民居。

　　踏入前厅，迎面挂着一幅郁达夫画像，身着白色长衫，英气勃发。画像两侧是他写的一副对联“春风池沼鱼儿戏，暮雨楼台燕子飞”，旁边的墙壁上，挂着郁达夫三兄弟的合影和鲁迅先生的旧诗墨迹。

　　二楼是郁达夫祖母及母亲生活起居的房间，另一侧则是他和妻子孙荃的婚房。郁家原本是中产之家，因郁父去世早，家道中落。郁达夫的童年、少年以及婚后都生活在富阳，也因此，家乡一直都在他的笔下。他还专门找人刻了两方章，一方是“家在富春江上”，一方是“我是春江旧钓徒”。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过家中小屋的影子。在成名作《沉沦》中，郁达夫这样写道：……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虽然这书斋结构不大，然而风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风景，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一经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销量高达3万余册，轰动国内整个文坛。自此，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世人皆知一代文人郁达夫生性浪漫不羁，但其实他更是一名“战士”。抗战爆发后，他曾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1945年，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195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离开这栋面朝富春江的小楼，“青睐”会员们跟随柴惠琴来到江边的一处落水码头——东梓关。前几日下雨，江水满溢，连绵起伏的远山笼罩在一片氤氲雾气之中，如梦似幻。1932年，在外漂泊多年的郁达夫身染肺病，在母亲的要求下，坐船到此地寻找名医许善元治病。郁达夫在许家大院里住了一个多月，痊愈后，以东梓关村的生活为题材，创作了极具乡土气息的小说《东梓关》。“……一家一家的瓦上，都盖上了薄薄的晨霜。枯树枝头，也有几处似金刚石般地在反射着刚离地平线不远的朝阳光线……”码头的石碑上，刻着郁达夫这篇小说的片段，随口读来，仿佛亲眼看到了那个冬日。

　　DAY 2 海宁

　　◎金庸故居

　　“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就是永远不停地学习”

　　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今年正值金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坐落在海宁袁花镇的金庸故居自然是此次“青睐”寻访的重头戏。中巴车沿着袁花镇的武侠路一路行驶，穿过一片片农田，停在一幢白墙黛瓦的晚清民居前。海宁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海宁名人》执行主编王学海老师早早等候在由冯其庸题写的“金庸旧居”的匾额旁。

　　100年前的3月10日，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出生在这座山清水秀的江南小镇。如今的金庸故居，是1998年按照金庸本人及家人的回忆复建起来的。为了迎接百年诞辰纪念，当地政府还在年初对故居内部展陈和外部环境都进行了整体提升。

　　大家跟随讲解员进入故居，前厅正上方悬挂的牌匾上写着“澹远堂”三个大字，这是康熙皇帝赐给金庸祖先查昇的堂名。左右两侧的木柱上悬挂着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据介绍海宁查氏是明清时期有名的江南望族，共出进士22人、举人76人，科甲鼎盛。查氏在此地繁衍生息近700年，到金庸出生时，虽已显出颓落之势，但仍是当地有名的富庶家族，名下产业众多，仅良田就有3600多亩，人称“查半天”。

　　穿过前厅，走进涵芬草庐，这里早年曾是赫山房私塾所在地，也是儿时的金庸读书、下棋的地方。再往里就来到了金庸出生的小屋，里面摆放着旧式木床和雕花梳妆台。经过后厅走到退思轩，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晚年字退思，故得名。查文清是海宁查氏的最后一位进士，曾在这里处理事务，接待客人。祖父是金庸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此外，故居内还专门设立了《海昌查氏诗钞》木刻雕版藏室，一张张墨色雕版有序摆放在四周的架子上。金庸曾向日本创造学会会长织田大佐说过，“家中曾有雕版，孩提时曾作为玩具，曾在此间捉迷藏。”在祖宅度过美好的13年童年时光后，少年金庸离开故乡，开始了颠沛流离、辗转求索的传奇人生。

　　除了复原金庸当年的生活场景，故居内还专门设置了“文心侠骨赤子情”展馆。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序言中写道：……其家族记忆、地方名胜、文物典籍，必定在创作中留下深刻印记……而之所以将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与言情小说高度糅合、撰成人见人爱的“中华文化读物”，则与世家子弟这一特殊身份有关。

　　金庸一生游遍政企学三界。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到1972年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他一生共创作15部长中短篇小说，“金庸迷”遍布全球华人世界。他与同学在香港创办《明报》并成功上市；他还进入政界，参与香港回归谈判和基本法起草。他酷爱学习，80岁高龄攻读剑桥大学的硕士和博士。2008年，金庸荣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在颁奖礼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就是永远不停地学习。”

　　从1992年到2008年，金庸曾六度返乡。作为家乡的接待人员之一，王学海与金庸先生有过短暂且印象深刻的接触。此前他曾应出版社邀请撰写过一本《段誉的人生哲学》。王学海说，金庸先生的语速很慢，不擅交流，说话时依稀能听出残留的本地口音。他的话很平常，但仔细听完再回味，会发现平淡的话语里隐含着深厚的文化功底。“比如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在张宗祥纪念馆当馆长，他没有丝毫思考，脱口就说‘张宗祥是个伟人，你要学习他不畏强权的精神’。”

　　作为一代武侠小说泰斗的故里，眼下袁花镇也在积极寻找打造武侠小镇的正确方式。“过去的学生们废寝忘食地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白天看，半夜也在看，为什么？一方面，金庸小说将中国历史与佛、道、儒等传统文化相融合，而且善于把人物放到历史背景当中，使人物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生活里的七情六欲，故事冲击性强，非常吸引人。另一方面，70、80后这一代人从小接触到的教育，就是为人要有侠义精神，所以特别能打动他们。90后应该是先从影视剧接触到金庸的，而00后这一代由于生长在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对武侠文化的态度就相对淡漠多了。”王学海认为，金庸的武侠文化如何在新生代里继续发挥影响力，需要开拓全新的传播形式。

　　◎徐志摩故居

　　风花雪月并非人生主旋律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不同于金庸故居的白墙黛瓦，位于海宁硖石镇干河街的徐志摩故居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大门上方为金庸手书的“诗人徐志摩故居”，门前左侧摆放着一块刻有徐志摩头像的椭圆形雕塑。跨进大门，仿佛穿越到民国，彩色玻璃与古典木质窗框相得益彰，铺设的西洋花色地砖上摆放着中式红木家具，中西方建筑陈设之美完美融合。

　　“外界误传是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徐父才选了这套洋楼送给他们作为婚房，其实不是的。”王学海解释，徐家原本有一栋老宅，人多略显拥挤，徐父就建造了这栋小洋楼，恰好碰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就送给他做了婚房。新宅不仅有进口的玻璃、地砖，还有当时极为少见的冷热水管、抽水马桶、吊灯。为了取悦陆小曼，徐志摩还把二楼的卧室和书房布置成了“粉色公主屋”，徐志摩自己也深爱此屋，称之为“香巢”。

　　徐志摩祖上以经商为主，到父亲这一辈时，已经扩展到钱庄、丝行、酱园、电灯厂等产业，因此家境十分优渥。因是家中独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4岁入塾学习，11岁就读开智学堂，15岁进入杭州府中。1915年，徐志摩和张幼仪结婚。婚后，他先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同年8月赴美留学。

　　诗人总多情，徐志摩也不例外。1925年结识陆小曼后，二人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终成眷属。婚后，徐陆两人搬进新居，度过了一段时间不长但却甜蜜的生活。“当时陆小曼知道徐家父母反对他们的婚事，所以每次就当着他父母的面，故意对徐志摩撒娇说‘你们家楼梯太陡，你抱我上去’。”

　　徐志摩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31年。那是他最忙碌的一年，为了养家糊口，他在胡适的介绍下，到北京大学和女子外国语大学担任教授，也因此奔波于北京、上海、南京三地。这年11月19日上午8点，他乘坐的飞机突遇大雾，撞入西大山，机毁人亡，一代青年才俊就此离世。

　　虽然徐志摩情感丰富，但在王学海看来，风花雪月并不是他的人生主旋律。“首先徐志摩是一个学霸，出国留学，他作为插班生进入美国克拉克大学，仅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把错失一年半的课程全部补回来。本科结束后，他攻读半年多就拿到硕士学位，继而转读博士。”

　　“徐志摩的思想也非常前沿。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届美术展览，就是他引入国内的，当时还受到了中国美协第一届主席徐悲鸿的极力反对。”他顶着各界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报纸上连续发表6篇文章与徐悲鸿拉开论战，最后历史证明了徐志摩是正确的。“因为他引进的那些画家都成了现代派、抽象派、印象派的领军式人物，所以他对中国的美术和美学审美方面也有大贡献。”

　　王学海说，离美赴英，或许是徐志摩人生中作出的最正确的选择。进入英国剑桥大学以后，他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结交了许多优秀的欧美文学家，再加上自身拥有非常深厚的古文功底，第一篇白话文诗歌《草上的露珠儿》一经问世，便从此打开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胡适等是白话诗的开创者，徐志摩紧跟其后，将白话诗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王学海看来，徐志摩的新诗既能看到西方现代诗的韵律，又具有中国古代格律诗的韵味，即使将他的原诗翻译成英文，朗读起来也一样富有节奏。

　　DAY 3 余杭

　　◎王国维故居

　　他使得中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近千年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相比金庸和徐志摩的故居，王国维故居的外观看起来似乎稍逊一筹，简朴、素雅的庭院坐北朝南，隐身于盐官古镇一隅。但这正是一代国学大师“独上高楼”的起点，青少年时期的王国维就是在这里度过了青葱岁月，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由于古镇改造，原本已暂停对外开放的故居，在王学海老师的协调下，对“青睐”敞开了大门。

　　故居分两进，前进为平房，后进为二层小楼，分别被布置为家门出身、童年轶事、父子关系、科举仕途和人生志趣等多方面的展示。

　　王学海向大家介绍，王国维家族属于海宁安化王氏，祖上因抗金有功被封为安化郡王，赐第盐官，王国维是安化王氏的第33世孙。由于家道中落，王国维11岁时，全家从城内“双仁巷”搬到城西最靠近乡村的周家兜居住，也就是现在的故居所在地，父亲王乃誉为其取名“娱庐”。

　　出身书香世家的王乃誉是海宁有名的秀才，且对王国维的教育极为上心。王国维先后师从潘紫贵、陈寿田先生，并在父亲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15岁时，王国维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21名中秀才，成为海宁县四大才子之一。

　　“王国维曾到杭州参加三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并非成绩不好，而是考试时思想开小差，他觉得中国当时的文化行不通，于是两次弃考。”王学海认为，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向中国输入，王国维从《时务报》上接触到这些全新的文化和思想，甚至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也产生了新的看法。“18岁的王国维还撰写论文，条驳晚清大儒俞樾的《群经平义》。虽然这篇论文没有保存下来，据推测他的观点也不一定对，但毕竟是少年气盛，初生牛犊不畏权威，坚持学问面前只有是非曲直。”

　　1898年正月，21岁的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赴上海谋生，正好一位在上海《时务报》任职的海宁老乡回家处理事务，王国维由此顶替他的工作，在《时务报》做校对，同时又负责担任门卫。

　　“王国维生性老实，儿时曾被父亲派去收租，非但一粒米都没收回来，还帮田户说情减租。为此，父亲一直很担心他今后如何生存。”王学海举例，自上海分别后，王乃誉在日记里写出了儿子身上的五大缺点：一是其貌不扬，并非生得难看，而是没有威仪。二是穿着邋遢。三是不会交际，这一点从教学可以看出，王国维和梁启超同在清华大学授课，因为他讲课用海宁土话，北方学生听不懂，自然没人来听课。另一方面，他不太会讲课，相比之下，听梁启超讲课的学生则是越来越多，从小教室换成大教室，演讲往往在操场上，因为大教室挤不下更多前来听梁演讲的学生。四是书法不好。五是外交辞令不行，不会求人办事。“他父亲从没想过，其貌不扬的儿子最后能成为中国国学大师。”

　　初到上海不久，王国维就遇到了自己人生的伯乐，即“甲骨四堂”之一的“雪堂”罗振玉，二人相谈甚欢。罗振玉认定王国维必成人才，不仅邀请他到自己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还资助他赴日留学，邀请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为他传授学业。西方前沿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让他大开眼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跟随罗振玉研究甲骨文。正是罗振玉的慧眼识珠，让王国维日后成功跻身“甲骨四堂”。

　　“王国维天赋极高，很快就摸到了甲骨文的门道。”1917年，王国维独立完成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也证明他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成果已经超越了罗振玉。之后，王国维在研究时突发奇想，将十几块甲骨碎块拼凑起来，从而开创了“断痕相接”的甲骨补缀之法。更有意思的是，王国维还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与中国古籍记载的历史做对比研究，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从而对殷周的政治制度进行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王国维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日后它也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被众多古文献、古史等领域研究者奉为圭臬。“正因为王国维的这一系列考证，使得中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近千年，殷商才得以被国际所承认。”

　　王国维的贡献远不止这些，他在文、史、哲、戏曲、美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和创新。2000年，海宁市政府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省文联专门设立了“王国维戏曲论文奖”，继续推动当代戏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及的治学“三境界”为大多数世人熟知，但如何解读则是见仁见智。离开故居前，王学海与“青睐”会员们分享了他的理解。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实是励志语录，不管是学业还是事业，都不能只跟随在芸芸众生之后，而要另辟蹊径，走上自己的一条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则是成大事者必须要深入探索，要下大功夫，才能在自身所处的时代里掌握最前沿的思想。第三境界是‘回首境界’也是最高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重有两层含义，灯火阑珊常被曲解为进入到人生灿烂时刻，其实它真正的含义是半夜凌晨之际，所有灯火都熄灭了，此时许多奋斗的人都已坚持不下去，最后只有一两个人成功。另一个意思则是要回头看，‘寻’的含义至深，要去接纳多元文化，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寻找未来。”

　　◎良渚博物院

　　五千年前的一座水乡泽国

　　作别名人故居，“青睐”下江南的第三天，来到有“收藏珍宝的盒子”之称的良渚博物院，以及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遗址。博物院位于良渚文化村北部的美丽洲公园内，清淡素雅的石灰色建筑静静伫立在荷塘旁。在社教专员潘嘉平的讲解中，“青睐”会员穿越千年，走进良渚先民的“世外家园”。

　　良渚博物院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功能为一体的考古遗址博物馆，馆内以“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为主题，依托“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三个展厅，向世人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遗产价值。

　　5000年前，生活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先民早已掌握水稻种植和养殖栽培技术。根据茅山遗址的种植痕迹显示，良渚先民们不仅化零为整，将不规则湿地填埋成大面积的水稻田，还修筑田埂和水渠来保证通行和灌溉。

　　“良渚时期的水稻，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栽培稻，而且每亩稻田的产量在90到141公斤。”讲解员潘嘉平指着展厅内的碳化稻谷解释，野生稻和栽培稻最大的区别是植硅体。一般来说，野生稻体内扇形植硅体边缘鱼鳞纹不超过9个，而栽培稻植硅体鱼鳞纹基本都超过9个，所以良渚出土的水稻植硅体鱼鳞纹往往呈现栽培稻的状态。另外，根据土壤质地检测发现，在人工翻耕的水稻田中，每克土壤中植硅体的数量超过5000个。

　　或许，成套的石器农具是良渚时期稻作生产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虽然早在崧泽文化时期，就已经发现石犁的存在，但它们个头普遍较小。到了良渚时期，不仅出现了石犁、石刀、石镰等成套的专业农具，甚至为了防止损毁而做成分体式石犁，方便及时更换配件。“最有意思的是，良渚古城90%以上的镰刀出土时，它的刃口朝向跟现在的镰刀正好相反。”潘嘉平大胆猜测，良渚时期参与农耕收割工作的先民可能90%都是左撇子。

　　除了水稻，良渚先民的餐桌上还有丰盛的肉类食材，螺蛳、鱼类、河蟹等都成为他们餐桌上的盛宴，他们还驯养家猪，不再只依靠捕猎获得肉食。从良渚古城出土的几十万片动物骨骼里，共整理出40多种动物，其中91%以上都是在一岁半左右的原始家猪。随着考古发掘，良渚人的瓜蔬清单也被一一破解，桃、葡萄、南酸枣、李、甜瓜、葫芦早已成为良渚先民的“盘中餐”。

　　在第二展厅“文明圣地”的入口处，摆放着一个巨大的良渚古城沙盘模型，让人能够直观地感受5000多年前良渚古城的面貌。

　　这座“中华第一城”由外城郭、内城墙、宫殿区组成向心式的三重结构布局。有半个故宫大小的莫角山宫殿区，是整个古城的核心区，共有35座宫殿，最大的宫殿面积900平方米，宫殿区最高可达16.5米。内城面积将近300万平方米，足足有4个故宫那么大，内城墙高度五六米，城墙最宽处可达150米，上面甚至搭建着房屋。而外城郭面积高达631万平方米，相当于8.7个故宫。整个良渚古城建立在平原之上，周边环山，51条人工河穿城而过，先民们以舟代步，可谓“中国江南水乡的经典”。

　　“良渚古城位于长江下游，西北侧的位置是浙江省两大暴雨中心之一，年降水量1000多毫米，一旦爆发大雨，势必影响城内生存。”潘嘉平用红色的激光笔在对面的墙壁上圈出暴雨中心。“为保证古城内安全，他们在四面的山口建立6条高坝、4条平原低坝以及一条5公里长的山前长堤，形成两个人工水库，蓄水总量约有46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西湖蓄水量的3倍多。”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迄今发现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通过这套由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的水利系统，良渚先民不仅掌控了古城内的交通运输、生活用水、灌溉、防洪等功能，还排除了来自汛期的威胁和干旱期枯涸的可能性。最令人惊叹的还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庙前遗址出土的一口过滤井，他们利用榫卯结构组成井字形框架，逐层放入泥土、沙石、陶片来过滤杂质，保持水质干净。

　　以玉器为专题的第三展厅,展示着从良渚出土的玉琮、玉钺、玉璧等，一件件精雕细琢的玉器拨开重重历史迷雾，揭开良渚时期王权、神权及军权相互交织的神秘面纱。

　　眼前的玻璃柜里，摆放着余杭瑶山遗址12号墓墓主人所拥有的矮方大玉琮，是余杭区出土的第二个大玉琮。玉琮呈外方内圆状，5000年前的雕刻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辨。而最大的“玉琮王”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上面雕刻有最复杂的神人兽面纹，亦可称为“神徽”。“玉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上部为神人，下部为神兽，实际宽度不足4厘米，高仅3厘米，良渚工匠能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刻出非常精细繁密的图案，出神入化的“微雕”技术让人叹服。

　　“玉琮不仅是良渚时代是礼器，也是良渚神权的代表。”潘嘉平表示，良渚时期，这些象征着军权、王权、神权等权力集合的“琮璧钺礼器系统”，成为良渚“权贵圈”通行的权力名片，维系社会政权组织的有序控制和运行。除此之外，良渚出土的文物中还有象征神权的象牙权杖，上面雕刻着云雷纹纹饰，一般作为陪葬品放置墓中或拿在手里，“这根权杖可能就是君权神授、权从天来的一种表现。”

　　◎良渚古城遗址

　　为一万多块石头验明正身

　　离开良渚博物院后，“青睐”一行人在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宁远老师的带领下，乘坐景区环游车，从陆城门入城，来到了遗址公园内唯一一个真实的考古场景“南城墙解剖点”，一个长、宽、深达十余米的大坑里，陡峭的土墙剖面展示了良渚时期的城墙结构，分层处标注着不同的年代历史，坑道里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块，是当年城墙地基的垫石。

　　“我们当时挖了一万多块石头，给每块石头都做了鉴定，然后再把周边山上的石头做了调查，最终才确定石头的出处。”作为良渚古城的研究人员，王宁远熟悉古城内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调查发现良渚城墙底部平均每四五平方米的铺底石头都不一样。经过推测和测量，他们确定良渚先民是使用一张由20根竹子组成的竹筏作为运载工具，从东南西北同时往古城运送石块，每张竹筏载重1.3吨左右，正好与城墙底下四五平方米的石块堆重量吻合。

　　良渚古城内城由四面城墙围合，一共有9座城门，包括8座水城门和一座陆城门。河道从各个水门穿过，构成井字形的城内主干流区域。井字形中心的位置就是莫角山宫殿区，周边是各式各样的作坊区。一排木桩横插在河道里，作为地标为世人展示曾经的水门位置。

　　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城址中央，在人工营建的将近30万平方米的土台上，三座宫庙台基连同周围的大面积沙土广场、大型粮仓以及35座房屋基址，这是良渚时期最高统治者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莫角山宫殿区的西北侧，仅一沟之隔的反山遗址，是良渚王室成员的“八宝山”陵地，也是良渚出土玉器文物最多的地方。1986年，考古工作者从反山王陵墓坑中发掘出玉、石、陶等大量随葬品，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1个墓坑都是在原址上抬高复建的，随葬品的器型、摆放位置等都是按照原址1:1还原的，真实的墓坑就在展示区下方80厘米处。”王宁远介绍，墓地分为南北两排，男性多在南方，女性则多在北边，从墓坑排列位置、规格以及随葬品的多少与种类上分析，大体能分辨出墓主的性别及生前地位。反山12号墓是被发现的第一个良渚墓，出土了迄今为止个体最大、最重、最精美的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

　　良渚古墓的出现，成功激起专家们对未知历史的好奇。在考古专家们的深入探索下，莫角山宫殿、外郭城墙、水利系统一一重现，为世人还原出5000年前的良渚古国。“这里有一个综合的交通、用水、调水体系。没有这套水利系统，良渚古城就无法运作。”王宁远猜测，城内2万人所需要的粮食、肉类、木材等物质资料，都是通过这样一套水利系统运入城中。它不仅解决了降水不均的旱涝问题，还解决了城市建设难题。因此他断定，这套水利系统很有可能在良渚建城之初就已经提前部署妥当。“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更为奇特的是，有几处坝口至今仍被沿用。”

　　讲解之余，大家对考古技术颇为好奇，王宁远不遗余力地为大家解惑。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两种最常用的方法之外，考古人员最常用的方法还有碳14测年法。王宁远觉得，其实现在考古就像破案一样，也正是因为现在的考古技术非常发达，所以他们才能更快发现5000年前的良渚。

　　策划统筹/颜菁 本版文/记者 王静

　　摄影/记者 王静 李子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