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岩巍

　　北京的泾县会馆由安徽泾县的京官查铎始创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砖塔胡同。十几年后，在京泾县人又在前门外的长巷头条新建了一座馆舍，当时称为泾县新馆。据《北平泾县会馆录·重刊馆录序》称：“我泾于明代本建置两馆为公车谒选之所。清室入关，内城砖塔寺者已失业，仅存长巷下头条一馆屋宇。”

　　《嘉庆泾县志》对位于长巷下头条的馆址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京师泾县会馆在正阳门外鲜鱼口长巷下头条胡同，明万历四十七年建，堂曰奎聚，共三间，前门楼二间，左右房五间，堂之左四楹，后神堂一间，左右房共六间。”清朝建立后实行满汉分治政策，汉人不得不迁居外城。内城的泾县会馆既已不复存在，来京的泾县士子只得“肩接而踵集”于外城的馆宇。由于该馆面积狭小，不敷居住，为解决这一问题，嘉庆十六年（1811年）泾县邑人集资购置了三处房产作为泾县新馆馆舍，分别位于南横街、张相公庙南头路西、兵马司后街西口路北（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据当时的契据记载，南横街的馆屋包括瓦房、灰棚、门楼等共计六十九间半，院中甚至有小山、莲花池、花果树木等等。张相公庙南头路西的馆舍有瓦房、灰棚二十间。而兵马司后街西口，即今米市胡同中间的馆舍共有五十四间。泾县会馆虽然仅是县级，但就其建筑规模而言可位列北京十大会馆之一。

　　在泾县会馆的众多馆产之中，位于米市胡同的这处馆舍虽非会馆的主要建筑，却因新文化运动时曾作为著名进步刊物《每周评论》的发行所而为世人所知。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包世臣也曾在此地构思并创作其巨著《安吴四种》部分内容。

　　明清两代泾县在科举方面人才辈出，计有文武进士153名，文武举人670名，其中较有名者如：吴履斋、吴昌龄、朱兰坡、潘锡恩、朱德懋、吴天择、胡乘珙等。

　　泾县会馆

　　不过，若论真才实学，包世臣可称第一。包世臣，字慎伯，清代中期著名学者，是北宋名臣包拯二十九世孙。他少年时即精熟经史，立志科举救国，在33岁时中举，此后却连续13次赴京会试不中。正因科场不顺，包世臣一生大部分时间只能充任各级官府幕僚，地位不高。同时因家境不裕，比较同情民间疾苦。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认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他“见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见齐民跬步，屡遭无辜陷害，奸民趋死如婺，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饰邪禁非，于是学法家；见江南大利，在盐与漕，江北大政，以河工为最，而官吏视为利薮，胥隶恣其中饱，上损国帑，下病齐民，于是又究漕、盐、河之学”。

　　针对国计民生的危局，包世臣留下了诸多著述，如《中衢一勺》《管情三义》《齐民四术》等。在这些著作中，包世臣主张对内改革吏治，力惩贪腐，保障民生，工商业与农业并举，大力发展经济。有学者认为他倾向于用商业化的手段来管理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市场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也主张保护私有产权。在外交方面他很早就注意到英国侵略中国的野心，主张抗英应统筹全局，特别是采用“以夷治夷”的方法。综观包世臣对内对外的各项主张，可见其人比较讲求经世致用，针对当时中国面对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的观点。为参加会试，包世臣多次进京长期寓居于泾县新馆。虽然科场失利，但其晚年自编文集《安吴四种》中的很多篇章却构思创作于此，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包世臣画像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包世臣身后不过六十余年，一份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刊物《每周评论》也在泾县新馆诞生了。时值五四运动前夕，1918年11月的一天，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周作人等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在陈独秀的办公室商议创办一份报道时事、分析时政的刊物，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将其定名为《每周评论》。刊物编辑部设于北大红楼陈独秀的办公室，而它的发行所就在泾县新馆北屋。陈独秀虽然是安徽怀宁人，但一些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泾县同乡与其关系密切，也正是利用这一层关系他才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刊物出版发行的问题。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在北京正式出版，它的主要栏目包括《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等，聚焦当时世界政治的新动向，报道世界各国的人民解放运动，宣传左翼革命思想，同时也抨击、批判北京政府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这本刊物早在1919年4月6日就刊登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部分章节，并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进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这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每周评论》在北大红楼编辑完成后，就是在泾县新馆正式面向北京市民发行的。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同年8月31日，由于北洋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该刊物遭到查封，泾县新馆的发行所也随之关闭。

　　从包世臣的维新改良思想，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民主、革命思想，不经意间，泾县会馆作为创作、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