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然

　　揭秘玛雅文明、探索古埃及文明……近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走出国门，赴洪都拉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与当地的专家学者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积极参与国际考古交流合作。同时，世界遗产联合申报、历史古迹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合作也深入展开。

　　自今日起，本版推出“文明互鉴·考古故事”栏目，讲述中外联合考古、合作开展历史古迹保护与修复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开栏的话

　　科潘遗址8N-11院落航拍。

　　在日前于山东青岛召开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与洪都拉斯文化、艺术和遗产部部长贝莱斯签署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协议。这是中国与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方首次签署文化遗产领域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在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深化科潘遗址考古研究与展示利用合作。

　　合作协议中提到的科潘遗址位于洪都拉斯西北部，被认为是玛雅文明中最古老、最宏大的古城遗址之一，自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国际合作成为当地考古的主要途径。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科潘遗址考古和玛雅文明研究列入创新工程重大课题予以支持。自此，中洪考古工作者联合探寻玛雅文明之路开启。

　　——编 者

　　中国和洪都拉斯考古工作者联合开展的科潘遗址考古项目自2015年正式启动以来，经过数年发掘和整理，在学术研究、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交流合作和公共考古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

　　在科潘遗址现场，中洪联合考古队中方负责人李新伟（左三）正在和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费什（左四）讨论。

　　中国考古学者在中美洲主持的第一个田野考古项目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中国古代文明与美洲（主要是中美洲）文明的关系总是民众乃至专业学者的关注热点。这是不难理解的，中美洲原住民和亚洲人具有诸如蒙古褶和铲形门齿等共同的体质特征；他们还有一些相似文化实践和信仰——对玉的崇拜和使用，四方和中心的观念以及用不同颜色与之搭配。此外，中美洲历法中数字和日名的组合方式不禁令人想起中国的天干地支。更为神奇的是，他们都会在满月表面看到一只兔子的形象。

　　博物学家何塞·德·阿科斯塔曾大胆假设了亚洲人群往美洲的迁移。彼时，白令海峡尚未被发现，他预言新旧大陆之间应有接壤的通道。这一设想不断得到后续考古发现以及人类DNA研究的验证和修正。当然，由于美洲成熟文明奥尔梅克以及玛雅的发现和研究，有学者讨论殷人东渡的可能性，也有学者讨论了更早的良渚文化甚至河姆渡文化与中美洲文明的关系。但这些都缺乏考古学和DNA方面的证据支持。

　　直到上世纪中后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概念，认为中国文明与中美洲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历程加快，除了将国际著名考古机构和研究者“请进来”，还日益重视并实施“走出去”。学者们意识到需要在世界视野下认识自身的古代文明，中外文明对比研究逐渐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

　　201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科潘遗址考古和玛雅文明研究列入创新工程重大课题予以支持，项目目标在于中美洲文明研究以及中外文明的对比研究，也期望对张光直等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此项工作是中国考古学者在中美洲地区主持的第一个田野考古项目，也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对世界其他主要古代文明的遗存进行考古发掘。

　　科潘遗址出土的玉饰。

　　计划对王宫区疑似第八王居住区进行发掘

　　科潘遗址考古项目选取了古典时代的玛雅都城——科潘遗址一处编号为8N-11的贵族居址作为发掘地点。该居址位于科潘王宫区东北，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一座封闭院落和周围附属建筑构成。院落大体呈方形，包括5座编号66-70的台基式建筑组。考古学家在66号建筑组的中心主室内发现了雕刻有日、月和金星神图案以及擎天力士的石榻。巧合的是，月神的怀中也抱着一只兔子。前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该院落可能居住着古典时代晚期科潘王朝一名等级较高的贵族。

　　从2015年6月开始，科潘遗址考古项目组对遗址进行了6年的田野发掘，通过细致的田野工作以及隧道式发掘，揭示了一座古典时代玛雅贵族居住院落的布局和演变过程。

　　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石雕，包括13组“交叉火炬和墨西哥纪年”雕刻，2组玉米神死亡、8组玉米神重生雕刻等。“交叉火炬和墨西哥纪年”雕刻以往在科潘第十六王居址曾有发现，被认为与墨西哥中部特奥蒂瓦坎关系密切，这展现了8N-11院落贵族家庭与王室的密切联系。玉米神死亡与重生雕刻表达了玛雅人独特的宗教理念，是玛雅人将宇宙观、宗教信仰和图像结合的完美案例。

　　在建筑台基下方和边缘，还发现了49座形制和规格不一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彩绘陶器等珍贵随葬品。其中3号大墓位于北侧中心建筑台阶下方，出土了17件玉器（翡翠）、6件陶器和1件海贝，包括1件含有“阿豪”形象（意为国王或主人）的玉坠饰和1件“小丑神”（代表王权）玉饰。此外，西侧建筑2号大墓出土1件席纹玉牌饰和带铭文陶杯，而这些遗物一般只出土于玛雅的王墓中。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现，一方面表明8N-11院落非同寻常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在科潘王朝末期，日渐衰落的王室不得不与贵族共享一些统治权力。

　　科潘遗址出土的彩陶碗。

　　在北侧主建筑东过道和西侧建筑的后方台基上，发现了大量陶片和兽骨堆积，表明这个时期院落内仍居住了相当的人群。

　　曾有观点认为玛雅社会突然崩溃并消失，但从科潘以往的区域系统调查和本次8N-11院落的发掘来看，这种崩溃可能仅是针对玛雅贵族政治结构而言。

　　目前，科潘遗址考古项目已完成田野任务并正在进行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迄今为止，项目组在《考古》等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翻译出版《墨西哥与中美洲古代文明：考古与文化史》。

　　2017年，项目组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等合作举办了科潘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基于项目的成功，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举办了两届“中美洲考古培训班”，这是哈佛燕京学社首次将研究目标聚焦到亚洲以外的地区。

　　在项目实施8年后，中国和洪都拉斯建交。双方在文化领域将开展更密切合作，预期会对项目产生积极影响。未来，项目组在完成第一期考古发掘报告的同时，计划对王宫区疑似第八王居住区进行发掘和研究，探索更多玛雅文明的秘密。

　　为理解中国史前社会变迁提供他山之石

　　中洪双方在合作开展科潘遗址考古项目过程中，从考古理念到考古方法等，互相交流、借鉴。比如，外包砌石的台基式建筑发掘难度并不高，但测量工作繁重。项目组中方成员以中国田野考古中成熟的三维建模方法对遗迹和出土遗物进行测绘，极大地提高了效率。虽然这种方法一开始曾受质疑，但经过与洪方领队和管理机构反复沟通，经过专家组验证，最终得以采纳。这种三维建模技术以及无人机等国内常用的设备也成为科潘遗址考古的新标准。

　　中洪联合考古队成员李默然（中）和遗址工作人员交流。

　　玛雅建筑的特点之一在于晚期建筑层层叠压在早期建筑之上，形成类似洋葱的结构。假如按照常规方法进行发掘，必然会对晚期建筑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因而玛雅考古学家摸索了一种隧道式发掘方法，这对于中国考古学者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们认真学习了这种方法，并将中国考古学擅长的对于地层的观察和辨认融入其中，最终厘清了院落的布局和演变。

　　项目组成员还积极学习西班牙语，融入当地生活，与洪方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友谊。利用节假日，深入山地，到玛雅后裔居住的村落中进行人类学调查，了解他们对自己祖先的考古和文化遗产的态度。

　　项目还从中国考古学的视角，结合以往研究成果，对考古发现进行多角度的诠释。同时，中美洲文明的发展状态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史前社会变迁提供他山之石。理解玛雅文明和史前中国文明的文化深层结构，才是我们解答二者相似性以及后续发展为何不同的钥匙。

　　中国考古学经历了百年发展。近年，越来越多的考古机构和学者开始走出国门，赴外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与海外同行在交流中共同进步，在古代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汲取营养。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系中洪联合考古队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