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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那天,当我看到当年那位个子矮小的学生登上了文学创作的最高领奖台,站在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的聚光灯下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四十年前在古城扬州执教写作课的岁月。
从小到大,但凡作文,首先强调的是文章的“主题思想”,说那是文章的灵魂。小时候,我写作文就很恐惧灵魂,怕沾上鬼气。老师说倘若“主题思想”出了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灵魂就没有了,是不及格的作文,我又害怕自己的灵魂没有了,于是,作文总是写不好。
虽然读大学时,知道了“主题先行”是文学创作的大忌,但也不敢太僭越,即便走上工作岗位,也无法挣脱单一“主题思想”著文授课的羁绊,那周遭的环境是不允许你胡思乱想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曾经参加过高考阅卷,每次批改作文,须得首先统一思想,那就是规定,作为“主题思想”的把握,是一定要放在首位的,一旦“跑题”就得打低分,甚至直接打不及格。尽管这种严格的规定受到了一些老师的质疑,但仍然需要在不理解中执行,虽然我们在阅卷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心动的“跑题”作文,觉得眼前一亮,也会冒险偷偷地多给一些分数,然而,毕竟不敢太放肆,一旦被组长审查出来,那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阅卷事故。
语文试卷的作文,分数占比很大,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下,往往一分就能决定一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作为一个高考作文的“判官”,我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心理煎熬,试想,许许多多有才华的“跑题生”,会在许许多多遵守规矩的“判官”笔下死去,噩梦中,我看到许多冤死的灵魂向我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指爪。于是,再也不为那个年代不菲的高考阅卷报酬折腰了。
最让我快乐的事情开始了,那年,我担任了两个班的写作课。除了在课堂上可以毫无忌惮地宣讲我对文学创作的“歪理”,还可以在每周批改近百本作文中,找到我的无限乐趣——因为,只有此时我才是那近百篇作文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判官”,我可以自由挥洒地对文章下“判决书”,成为“评审皇帝”的感觉真的很好。
一切评判的标准由我来定:首先是遣词造句流畅通达;其次就是文采飞扬;再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叙事文,还是议论文,不按套路出牌的“跑题”文章,往往成为我课堂上重点分析的范文。我愿意给它打高分,是我的自由,也是我的权力,没有人监督,也不担心任何审查,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那时,我竟热爱上了这个谁都厌恶的课程,把那些不入流的文章当作小说来读,将好的文章大加赞赏,对差的文章,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任意点评他人文章,成了我的一种职业嗜好和怪癖。除了用朱笔划出错别字和不当语句,眉批、旁批和总批一应俱全,兴之所至,总批竟然写上千字,可谓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最后发展到没有调笑的对象,就好像生活中少了一些什么。
为了显示教师爷的淫威,我竟然发展到用毛笔蘸着红墨水朱批作文,有时通宵达旦,也毫无倦意,竟也因此受到了系里和学校的表扬,殊不知,这种勤奋不懈却是来自对“跑题”文章的青睐……
当然,也有不知就里的学生拿着我的朱批,找我来理论,斤斤计较分数的高低评判,说那种“主题思想”不鲜明的“跑题”文章,你都给了高分,我这紧扣主题的作文,却比他少了这么多分,公平何在?还有较真的学生,一篇作文就写满了一本作文簿,自以为这是紧扣时代主题的大手笔,直接对我说,不给高分,就去教务处闹。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的时代,它让我的韶华有了光彩。
这样偷着的快乐终于在一次学校的作文大赛中引发了“冲突”。面对一篇文采飞扬、出类拔萃的诗歌,众多评委却意见分歧,一帮老教师认为这个学生的诗歌属于“主题思想”不正确的“跑题”作文,起码是不甚健康的作品,再有文采,也不能得奖;而一帮年轻的教师却认为作品应该是艺术标准第一,没有文采,那就不叫创作比赛,那是小孩玩泥巴——自娱自乐。我尤其愤愤不平,起劲地鼓吹这篇诗歌应该得头名大奖,坐在我办公桌前排的那位后来与我合作写过文章的中年教师W君,也极力地夸奖这篇诗歌文笔之妙。最后,评委会主任只好用一个妥协的方法,把这个学生的诗歌奖项等次降一级颁发,以示不偏不倚。
多少年过去了,那场辩论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尽管那帮老教师大部分早已过世,而那位中年教师W君,也早已从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而我们的那场局部退让的“惨胜”,却让我在后来的教学和研究中,时时将文学评价的标准牢牢地定在审美的、人性的和历史的文学逻辑链上。虽然后来这三者的次序有些调整和变化,但文学作品评价中的审美标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当我看到那个依然是矮小个子的学生站在聚光灯下,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创作的体验的时候,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尽管他早已成为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尽管他曾经一步又一步艰难跋涉过无数崎岖的小路,攀登过无数的高山,蹚过无数的河流,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在古城那所学校里得到的第一个小奖——那里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驿站,也是我文学评论价值观的抛锚点。
我庆幸一个有文学天赋的学生没有成为我们这些作文“判官”笔下的冤魂,他顽强地走过了四十年的文学“跑题”之路,终于活到了今天。
他的名字叫庞余亮。
2024年8月9日写于南京—成都航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