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儒

　　诗言志，诗写心，诗浓情：亲情，爱情，友情，家国情……夜读诗词，我不禁为历代诗人间的友情而陶醉沉迷。

　　且说北宋词人张先，他的诗词多写士大夫阶层中诗酒生活和男女情愫，尤善写“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于是时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张三中”。对此，他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以为自己最善写“影”。他说：“为何不叫我张三影呢？”他笔下的影也的确娟秀生辉，如“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风絮无影”等，至今读来犹令人心旌摇曳。

　　关于“三影”还有一段佳话，某日我正在看我即将出版的一部散文随笔集校样，老友、散文家梁衡来访，他翻了翻摊在桌上的校样问，准备用什么书名？我说想用“浮生履痕”。他沉吟片刻说，书中既写了人物，又写了心情和世情，何不命名“浮生三影”？我心中一喜：借用一下宋人张先的“三影”？他只笑不答，我当即连连点头，在佩服他学养和联想的同时，接受了他的提议，且将书中三个小标题改为：人影，心影，世影。

　　比之现今朋友间的交流，张先与友人的交往则更具诗意。一次，宋祁去拜访张先，到得门前，他对看门人不说要见张先，而是说想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看门人不解，屋中张先却听到了，赶快踏出门来，问，莫非是“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宋祁《玉楼春·春景》中的名句）于是，两人笑呵呵携手入室，畅叙别情。张先不光善写“影”，对于闺中女子的情恋怨艾也写得细腻别致，他《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里的“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深得欧阳修的激赏。不过，年高位显的欧阳修与他并不相识。一次，张先远赴京都拜访欧阳修。看门人通报后，欧阳修一时惊喜，穿着颠倒的木屐就出门相迎，并且抓住张先的双手说：“这就是‘桃杏嫁东风’郎中啊！”

　　再看白居易与刘禹锡两位同龄诗友的友情。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年届67岁的白居易闲居洛阳，同是67岁的刘禹锡在洛阳任职，两人同居一城，往来密切。一天，刘禹锡前来拜访，白居易准备美酒款待，可酒价不菲，十千钱才能买一斗。白居易自然不吝酒钱，正掏兜数钱，刘禹锡已掏出满把碎银——他知道白居易乃无一俸闲老，自己是年年有俸禄的官员。但白居易岂肯让客人花钱？两人一番推让后，笑呵呵地共付了十千钱。白居易的《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就出自这次饮宴，而刘禹锡读白诗有感，即和《乐天以愚相访沽酒致欢，因成七言聊以奉答》。

　　白、刘二人从盛唐到晚唐，皆经历了理想抱负和仕途遭际的大起大落，早年欲以其学问情怀“兼济天下”，后来，在藩镇割据、宦官干政、朋党之争的形势下又理想幻灭。晚年落寞、隐居洛阳的白居易逐渐向道向佛，而刘禹锡经历的磨难更多，命运更为跌宕。细读两人的这番唱和，自可读出两人的风格、心性和情之所属：白诗浅近通俗，看上去闲逸放达，细品又何尝没有隐于诗外的愁苦和淡漠；相比之下，刘诗则在豪放疏狂中显出更深的沉郁和悲凉。

　　纵古论雅，唤起我这忧闷闲人早已沉睡的往日兴奋和狂放，一解独居草院的孤寒和夜听蝉鸣的寂寞。谁都渴望面对知音倾诉，谁都希求有知心者倾听，能够知心、会心、相互一吐为快共喜共忧者才是真朋友。人生在世，得一挚友，夫复何求！何况还有诗相伴，有酒相伴，有心相伴，有泪相伴！想到这里，谁人不羡白居易与刘禹锡？

　　众所周知，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一世好友，他们相识于唐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虽然比杜甫大11岁，两人又性情迥异，却一见如故，一经相识就一起游山赏水、纵马行猎、诗酒唱和，携手共度了一段时光。但那次分别后，他们终生未能再见。可赞可羡的是，他们虽身在两地，却两心相牵。乾元二年（759年）秋，身在秦州的杜甫，听说李白因卷入永王璘事变而被流放夜郎后，忧心忡忡，夜梦李白，于是，梦断赋诗，写下《梦李白二首》。诗句真是泣血焚心，写尽了他们的友情和彼此的牵挂。

　　夜读诗词，读的是字字真情。它们穿透时光与夜色，落进千余年后的书桌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