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少冬

　　中国最早的城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中原地区的陶寺遗址、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殷墟都是中国早期城市的代表。良渚社会的发展以稻作农业为支撑，进行稻作农业和其他生产活动所需的石器工具在社会生产中有着重要地位，但这些日用工具的生产目前在良渚古城内还没有发现。而在周边的浙江桐庐沈家畈和嘉兴西曹墩发现石器加工地点，在良渚遗址群内塘山发现玉器加工地点，表明良渚时期的玉石器生产可能已经出现分化。良渚遗址群内可能不再生产日常生产活动所需的石器，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权力和信仰兼具的玉器上。

　　在中原地区，这一分化过程可能发生得略晚。和良渚遗址一样，陶寺遗址也发现城墙、大型宫殿建筑以及随葬精美漆、木、玉器的墓葬，还有观象台。陶寺遗址还发现上万件的石片、石坯、石屑这些石器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和成品石质工具，表明这里存在大规模的石器生产活动。这些石制品大部分用角岩和变质砂岩制成，这种岩石在陶寺遗址南面7公里的大崮堆山就可以找到。就近可取的石料为陶寺的石器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成为其开展大规模石器生产的基础。陶寺人在大崮堆山采石并进行粗加工，然后将粗坯带回陶寺进行进一步加工，或直接将石料带回遗址进行加工，不仅生产日常生产所需的斧、凿、刀、铲等工具，也生产镞这样的武器。另外，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一座可能与石器生产相关的房址，房子外路土中有石屑，一处空间集中发现了磨石、石器坯和陶片。陶寺遗址石器生产地点的分布，也随着中期城墙范围的扩大由城外到了城内。石器生产是目前陶寺遗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此外，陶窑作坊区的发现表明遗址上也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陶器。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石片、石坯等石器生产副产品较少，与陶寺发现的同类器物相比数量悬殊。相关研究也表明，二里头遗址需要的日用石器可能是从周围遗址输入。相反，在有明显布局规划的二里头遗址，青铜器、绿松石器等的生产则有专门的围垣作坊区域，绿松石作坊紧挨宫殿区南城墙，铸铜作坊位于宫殿区以南300米，在宫殿区和祭祀区还分别发现2处制骨作坊和5处骨器加工地点，主要生产装饰品骨簪和武器骨镞。这些产品的生产作坊位于遗址中心位置。遗址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日用石质工具的作坊，仅在宫殿区东北部、西南部、作坊区东北部等存在多处石器加工地点，表明二里头遗址上日用石器的生产活动可能并不多，石器生产在二里头手工业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下降。

　　殷墟作为晚商的都城，有着比二里头更大的遗址面积和更清晰的布局。近百年的殷墟考古发现了大型宫殿、王陵、成片的手工业作坊区和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玉器等精美物品，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石质工具，但目前除了在宫殿区发现10余件没有开刃的石刀坯以外，尚无石片和石坯出土。综合多项考古发现可知，殷墟至少有4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东、西、南和中部，包括制铜、制玉、制骨和制陶作坊，但一直都没发现日用石器作坊，显然殷墟将更多精力投入礼仪用器的生产。

　　从陶寺到殷墟，从没有发现明确的手工业作坊到手工业作坊成群成片出现，从制造大量的石器、陶器到制造精美的青铜器、绿松石器、玉器等产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手工业生产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礼仪用器日益成为城市上层关注的焦点。当然，相对于陶寺仅7公里就可以获得丰富优质的石器原料，二里头和殷墟距离日用产品的原料来源地要远得多，均在20公里以外。但距离可能并不是主要因素，因为铜和玉料资源比石料资源的距离更远。二里头遗址的部分铜矿可能来自位于其西北约300公里的太行山，绿松石则可能来自湖北，殷墟周围没有透闪石玉矿。但精英阶层依然在城市里建造了制造青铜、绿松石和玉器的手工业作坊，可见礼仪用器本身的重要价值才是关键所在。

　　从陶寺到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的早期城市化程度加深，城市规划越来越清晰，手工业种类越来越齐全，礼仪用器的生产越来越受重视。他们不仅将其生产作坊规划在城市中，并且让玉器等礼仪用器的生产尽量靠近宫殿区，而城市发展所需的日用石器的生产可能仅保留在城市周围的次级聚落。这种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手工业经济模式，体现了当时社会上层对城市的规划和政治策略。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