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约恩·福瑟，这位挪威剧作家常被欧美剧评界誉为“新易卜生”。然而，这或许只是国度上的亲切关联，其风格更承袭了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的现代主义气质。《有人将至：约恩·福瑟戏剧选》呈现的极简、反复、静默，可谓戏剧中的“冷抽象”。其与易卜生构成某种相反相成：从关切社会问题的外部性、具象化矛盾，转向凝视个体存在的精神性、抽象化疏离。如果说，娜拉出走是易卜生表达的行动与姿态，福瑟更关注情绪的暗涌相持、精神的困厄挣扎。

　　福瑟依旧遵循了剧中人一无所知、观众洞若观火的模式。人物无力挣扎，只剩下盲目、出神、虚无与回想。剧作普遍萦绕着个体的迷惘，我概括为“缘何如此”的叩问。男女往往不期而遇，情感常常无疾而终，答案不能言明，抑或根本无解。《我是风》《一个夏日》《死亡变奏曲》里皆有人物逝于大海的谜团。如果用“缘起性空”形容这种感受，或许颇为贴切。

　　地铁里弹琴唱歌的“吉他男”，将音乐挚爱变为生存所迫。“但毕竟我是靠这些钱/生活的/我靠弹琴为生/所以就算天冷/当然我也得弹”。与卡夫卡笔下“饥饿艺术家”不同，福瑟所写乃是疲惫凡人的“自命平庸”，既不是落魄音乐家，也没有一副好嗓子。为了女人来到这里，为了儿子留在这里，这就是很多男人的一生。女人会画画，她的画简单清晰，但也就这样了，谈不上艺术。这对男女形成对偶：无法取得世俗成功，在平庸之上，又差艺术很远。作家试图劝谕，接受平凡，学会放弃，重获解脱。作家在估量何为“值得过的人生”。人不应只是努力模仿，不要在他人的轨迹上流浪，而要找寻“一场可以承受的人生”。

　　背对世界，面海而居，是几部剧中相似的空间布置。这虽然与作家生活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却也象征一种凡俗尘世的终止点、临界线。“我已经变得不想见人了/或者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不过说实话/自从我们搬到这儿来以后/就更不想了”。“也许只有到海上去/我想我才会觉得安全”。而访客作为“闯入者”形象，使阿瑟心神不宁，感到不安（《一个夏日》）。卖房者上门与女友搭讪，不怀好意的暗示使男人妒意陡生，对女友百般猜忌(《有人将至》)。情侣日常是作家的醉心题材，最大限度剔除社会关系的执念，是福瑟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种情境设计完全是实验性的——远离尘嚣的两人独处，如同在讨论物体不受力的条件，乃是不可能性。其真正反讽在于，情侣们虽然逃避外部世界（家庭、社会阻力）和他者打扰，最终彼此却成为新的异己力量。《有人将至》围绕新住处到底有无“第三人”打扰，女友到底与卖房男有无亲昵，展开了辩驳。男友以近乎偏执的强迫症，对女友施加“污名”臆想。这个善妒男人的形象，撕开了恋情的遮羞布——一个自恋障碍者无法容忍任何人进入生活，有人将至，就意味着萨特式地狱，而房子内的任何道具（如床下未倒的夜壶）都只是恶心的确证。

　　逃离原有生活，又无法忍受新的“荒原”。“生活在别处”的主题，指向永远不可抵达、不可实现之境。《一个夏日》里阿瑟和年轻女人在峡湾边找了新住处，《有人将至》中情侣接盘了郊野荒废的老房子。福瑟反复写情侣找房的主题，或许想说明，摆脱环境的本质是对人际关系的清理；对一幢房子的厌倦，也是对伴侣的厌倦。“难道你不喜欢和我在一起吗/到底怎么了/你总是这么坐立不安/永远也安静不下来/总是想到外面海上去。”

　　人物被生存和爱欲困扰，最终呈现为不安全感，以及对丧失的哀悼。甚至，福瑟表达了一种“出生焦虑”（人之为人的本体性烦扰）——对降生世界和父母的不可选择，高度紧张。“因为没出生的孩子当然也是人/就像死去的人也是人一样/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人/你一定要能够去想象/所有死去的人/所有未出生的人/所有活在当下的人是如何作为人而存在的”。

　　某种程度看，福瑟笔下男性大多无能且软弱，是缺少社会属性、身份角色的“边缘人”。女性则多为依附者形象，陷于亲密关系的幻象，总在忧虑男人是否还爱自己。情感维系勉强无力，若存若续，恍惚缥缈。甚至，人物“成功”地将生活、世界化为一堆牢骚，癔症般的车轱辘话没完没了。换言之，福瑟戏剧不断对事件与行动进行抽离，使情绪弥漫与欲念浮动占据剧作的核心。

　　《名字》与其小说《三部曲》构成某种互文，甚至可谓母本与衍生。两者都在写未婚先孕，女友待产，寻找庇护之所。《名字》谈不上婚恋悲剧，只算是“可悲的生活”。福瑟描摹了盲目意志（漫无目的）、丧失原欲（毫无动力）与能量枯竭（缺乏爱的能力）的人生。这正是剧中人物一副无所谓、不在乎、不知道的根源。男孩心不在焉，对女友不置可否，对未来恍然无措。女孩母亲胡言乱语，父亲冷漠疲惫，面对男孩不问名姓，没有交流，只是介意“他们要在这儿待很久吗/我看见他带了个行李箱”。

　　不同的是，《名字》有反抒情、反悲剧的处理：情侣并无真情，女孩公开与儿时玩伴比杨恩调情，男孩则冷漠视之。男孩给待出生的孩子起名字，总想照搬祖父母的名字。这或许是种隐喻——他把二人的未来也要埋在墓里。结尾处，女孩的玩笑或许才是真相：“如果他永远都不回来了，我就可以给我儿子起名叫比杨恩了”。

　　在我看来，福瑟剧作呈现出抽象主义的概括性感知，又以混沌的意象世界营造氛围意境。或许唯有抽象，才可抵达共通情感、普遍境遇和永恒困惑。一方面，其笔下人物几乎都化为集合名词——男人/女人、年轻人/老人、他/她、父亲/母亲。没有名姓的角色，完全充当功能化的二元符号。另一方面，他意欲用寓言的超时空性，去揭示人类持存的烦忧、隔绝与孤独。当作家用上帝视角对人物悲哀地凝视，反复说出“生活就是如此”的台词时，人生袪魅后的真相即被无奈呈现出来。（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