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助推方言保护

　　赵锦秀

　　中国语言资源丰富，方言众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方言是一个地区或社群重要的文化标识，蕴含着人们的乡情乡愁，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方言具体生动、表现力强，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语言资源。在推动方言保护传承过程中，文学创作是有力途径之一。在文学创作中融入方言，既能彰显地域特色，又能充分满足作家表达情感的需求，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的方言色彩浓郁，在口语性强的文学作品中更是突出。通过添加方言词汇、俚俗语等手段，作品的语言更灵动，人物形象更鲜活，故事情节更可感。《红楼梦》中多有江淮地区方言，如方言词“啬克”（吝啬）、“磁瓦子”（瓷器碎片）、“促狭”（刁钻刻薄），俗语“丢下笆儿弄扫帚”（事务繁忙）等。《西游记》中的一些词在江苏地区方言中仍在使用，如“犯对”（作对）、“地头”（目的地）、“挨排”（依次排列）等。《海上花列传》使用吴语写作，书中人物使用方言对话，生动形象展示了当时的上海风貌。《儿女英雄传》将19世纪中叶北京的语言风貌展露无遗，如“划拉”（胡乱涂画）、“短”（缺少）、“叨叨”（说话多，使人厌恶）等动词，“旮旯儿”（角落）、“插关儿”（门闩）、“豆汁儿”等名物词，成为了解当时北京方言特点的重要作品。

　　现代作家更是有意识地使用方言写作，以满足大众化需求。老舍的《二马》《小坡的生日》等作品大量使用北京话。李劼人运用四川方言，《死水微澜》中的方言词“脑壳”（头）、“啥子”（什么）、“搭手”（帮忙）等令人印象深刻。萧红常用东北方言词，如《呼兰河传》中“冰溜”“苞米”“炕沿”“洋蜡”等，尽显东北地域特色。梁斌的《红旗谱》反映河北保定地区风俗民情，方言词汇“家伙”（碗筷）、“马勺”（水瓢）等功不可没。周立波《山乡巨变》大量使用湖南方言词和俗语，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中国农村生活。赵树理作为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使用山西方言创作，既丰满了人物形象，又使作品具备了经典化的潜质，如《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地方方言展示了不同区域的文化魅力，以增强情感共鸣，推动语言文化的发展。

　　学者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作家的本事在于把村俗的乡音土调点化为滋味十足的文学语言。”如何平衡好保留乡土气息与提升作品文学性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经验。

　　新世纪以来，作家在创作中也注重使用方言，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景观。莫言大量使用高密方言，如农业名物词“锄杠”（锄柄）、“二齿钩子”（松土农具）、“扁担”、“木叉”等，展现了鲁东地区的人文风貌。乔叶在《宝水》中使用豫北方言，如“中”（可以）、“顺手”（顺便）、“小脸儿”（耍小脾气）、“撮谷堆”（整个）等。一方面展示当地语言文化，另一方面为文学的在地化、生活化服务。青年作家林棹在《潮汐图》的诸多对白及叙述中使用粤语词汇、谚语等，为读者了解粤方言提供了新途径。颜歌的《平乐县志》使用四川方言写作，为读者展示了多彩的四川风物，贴近生活，烟火气足。在文学创作中融入方言，已成为当下潮流。

　　方言滋养了文学，文学创作又用原汁原味、地道规范的方言，保存下真实自然的方言口语，提升了作品的美学价值。二者的相互促进，有必要引起多学科学者关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