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鹃 李浩

　　近日，精美绝伦的“凤冠”和“天宫藻井”冰箱贴成为文创界“顶流”，并掀起一股追寻“中华古意之美”的风潮。借着这股风潮，作为催生出“藻井”之美的一分子——建筑彩画映入人们的眼帘。风起叶落的萧瑟冬日，雕梁画栋的建筑彩画成为寒冷室外最惊艳、绚丽的一抹亮色。

　　建筑彩画中的“藻”催生“藻井”一词

　　建筑彩画，有“锦绣木衣”之称，古代还有个雅致的名字叫“装銮”。广义上讲，所有应用于建筑墙体立面上的绘画和装饰形式都称为建筑彩画。古建木质构件上彩画的传统，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彩画能有效地起到防虫、防潮、防老化的作用，延长古建寿命、提升建筑档次，更将礼法等级的寓意体现在建筑上。

　　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用颜色和纹饰来区分身份。舜帝曾让大禹安排专人，将日月、星辰、山、龙、野鸡等图案绘制在上衣，在下裳绣老虎、水草、火、白米、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等内容，并以五种色彩象征不同身份。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殷墟发现壁画残片，印证了古人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创了装饰壁画的先河，但此时的建筑装饰尚处于萌芽状态，未形成独立的类型。

　　直至春秋时期，建筑彩画才从与雕刻、绘画的杂糅状态中剥离出来。彩画所使用的色彩也有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礼记》记载：遵照礼制，天子诸侯庙宇前的柱子涂淡黑色，大夫庙宇前的柱子涂青色，文人庙宇前的柱子涂黄色。

　　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包括君王在内的大多数人在遇事难以决断时，都习惯通过龟来占卜的方式寻求解决办法。按照《周礼》的规定，用于占卜的龟共有6种，每种龟分别放在一个屋子里，并由专门的人来管理，比如被当时的人称为“智者”的鲁国大夫臧文仲，就是负责掌管龟卜之事的人。《论语·公冶长》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评价他的话：“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音zhuō），何如其知也？”意思是：孔子说，臧文仲把安放产自“蔡”这个地方的大乌龟的屋子斗拱雕成山形，短柱上画水草花纹，就像天子尊奉祖庙的规制一般，这是一种僭越行为，臧文仲这样做怎么能算是一种“智者”的行为呢？由此可见，当时的建筑彩画有严格的礼制规范。后来，人们就用“山节藻梲”来形容居处豪华奢侈，越等僭礼。

　　另外，由于我国古代建筑构件都是木质，有很高的火灾风险。根据古人总结的阴阳五行中水能克火的说法，建筑彩画的纹样中也出现了大量与水有关的元素，借此表达压制隐患的意愿，这恐怕也是春秋时期水藻图案就出现在木质建筑之上的原因。

　　汉代的人们不仅在木质结构上绘制水藻、莲花、菱藕等水生植物的图案，更是将穹隆状的建筑天花结构称作“藻井”，希望能压制火魔作祟，趋吉避凶、纳福迎祥，从而保佑建筑物的安全。东汉时期的张衡在《西京赋》中解释“藻井”时说：“藻井当栋中，交木如井，画以藻文。”即“井”加上藻纹饰样，取“藻饰于井”之义，故称为“藻井”。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也有相关记载：“圆渊方井，反植荷蕖。”是说建筑天花结构圆的有“渊”，方的有“井”，一棵棵荷花，好像倒栽在棚顶。与藻井相呼应，建筑彩画的一些图案也成了蕴藏着向往吉祥、躲避灾祸的“密码”，象征着富贵、平安、长久、祥和。

　　佛教在南北朝时传入我国，凿崖造寺之风遍及全国，源自印度、波斯和希腊的火焰纹、狮子、金翅鸟等域外装饰，在建筑彩画中广为流传。这一时期，彩画工在承继之前建筑装饰手法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屋顶天花板上的图案绘制，敦煌莫高窟的西魏彩画就被后世称为“井口天花”，这极大地丰富了建筑彩画的题材和风格。

　　唐代建筑彩画东传日本

　　唐代建筑“墙壁刷白，木构刷红”的赤白基调彩画在木构上特别醒目，因此“赤白”成为当时木构彩画的代名词。咸通八年（公元867年），负责殿宇彩画修复的工匠许元让，就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北梢间木板门背面，留下了一个墨书题记，并以“赤白博士”（“博士”在当时是指在某一方面有高超造诣的人）自居。这些字迹在1937年被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关野贞在1929年的论断：“中国本土不存在唐代建筑，唐代木构仅日本独有，想要研究唐构只能到日本。”佛光寺也因此被认定为国内唐代木构建筑的第一瑰宝。

　　随着斗拱构件的完备以及复杂化，唐代建筑装饰也逐渐增添了更多色彩，以红白为主，青绿为辅的“红绿彩画”以及以青绿冷色调为主的“青绿彩画”相继出现。日本在飞鸟奈良时代引入唐代“红绿彩画”，后来演变为日本建筑史中著名的“和样”建筑。

　　盛唐以后的建筑彩画再次升级，针对重要建筑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彩画装饰。晚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日本僧人圆仁曾经来到五台山求法，并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下了他所看到的众多金碧辉煌的寺庙：“五台山金阁寺的墙壁、屋檐、房梁、木柱都有彩画，普贤堂内外庄严，彩画雕刻，无法用语言形容。”可见在他眼里，晚唐彩画是多么花团锦簇、令人惊叹。

　　油漆在宋代开始大量使用，建筑构件也开始趋向标准化，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成为宋代建筑彩画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受儒家思想和禅宗哲理的影响，宋代匠人崇尚稳重单纯、清淡素雅的色调。与唐朝相比，形式规模更加宏大，技法变化也更加丰富。建筑彩画以青绿为主、红黄为辅，并将同一颜色调成深浅不同的过渡色，然后逐层绘制，给观者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凹凸感和立体感。

　　宋代诞生了世界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建筑指南”——《营造法式》。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受皇家敕令要求，时为将作监（相当于今天的住建部）官员的李诫编著此书，并在《营造法式》卷十四“彩画作制度”中，详细总结了隋、唐、五代以来流行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工艺、做法及材料等级。如果把木构建筑比作服装模特，那么建筑彩画就是模特穿着的时装，宋代木构建筑“时装秀”展现的彩画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上等的五色花纹款（五彩遍装）、上等的青绿花纹款（碾玉装）、中等的青绿条纹相间款（青绿叠晕棱间装）、中等的红绿款（解绿装）以及下等的红白款（丹粉刷饰）。相对来讲，等级越高，色彩越艳丽、丰富。

　　元朝由于立国不到百年且战乱不止，留存至今的彩画尤为稀少，只有山西永乐宫、洪洞广胜寺、元朝墓室等几处实物，但彩画工匠们即便身处纷乱世事之间，却仍然潜心钻研彩画技艺，创造出了由各种花卉符号汇集而成的整团旋花（即旋子彩画），旋子纹为圆形而富有旋转动感的花卉装饰图案，后来成为明清两代彩画中一种很重要的纹样。

　　明代彩画流行“谐音梗”

　　及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百端待举，正值用人之际，前朝所实行的全国工匠轮流值班，赴京免费供役的建筑施工制度得以延续，朱棣下令从江苏招募了大批匠人前往。来自苏州香山的蒯祥正当壮年，也因技艺高超被征召入京。进城后，蒯祥的才能不仅获得了当时负责皇宫营建的都督佥事的赏识，皇帝对他也是赞不绝口，常称他为“活鲁班”，并命他主持设计和修建故宫三大殿、天安门等皇家建筑，最终官至工部侍郎，成了天下白工的总领头。这也使得明式江南建筑彩画逐渐向北方辐射，从宫殿、园林到陵寝，从木作彩画到原料工艺，皆能找到江南的痕迹。

　　另外，根据《明史》规定的宫室房屋规制，只有亲王府邸可用朱红、大青绿装饰，其它居室只用红绿色装饰。百官的宅院，一品官至五品官的厅屋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棋、檐桷用青绿色绘饰；六品至九品只能用土黄色绘饰；而平民的住宅则严禁彩色装饰。在这种等级严明的营造规制影响下，青绿旋子彩画不仅成为明朝彩画的主流，更成为官私房屋的首选，其中的旋花也作为一种象征性图案，成为彩画工的“规矩活”。

　　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曾经随朱棣出塞北巡的御用太监李童掌握着土木营造的大权，他与一众宦官集资，让工部营缮司建造了北京法海寺，在该寺留存至今的梁枋彩画中可明显看到当时旋子彩画的模样。这时的旋子彩画用金量较小，图案较简单。

　　明代江南地区以丝织业著称，有着“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盛况，因当地为官从政者、经商者众多，锦缎的纹样与设计也逐渐被应用到了建筑装饰中，其中彩画既有文人雅士的情趣，又有豪华富贵的风气。明代吴门四大家之一的画家仇英幼年失学，就曾靠给人彩画房屋、涂漆的工作谋生。或许正是受早年彩画漆艺出身的经历影响，使得仇英在后期的画作中并不吝啬对建筑彩画的描摹，我们不仅能在他的作品《汉宫春晓图》中看到明代嘉靖年间苏南青绿官式彩画，也能在《宫蚕卷》中看到民间建筑的锦纹彩画。

　　同时期，苏州地区还盛行一种“谐音梗”图案，即在屋脊“包袱”（半圆形图案）的正中间，绘制出毛笔、金锭、方胜（两个方形部分重叠的首饰）三者的组合图案。“笔锭胜”的谐音为“必定胜”或“必定升”，反映出人们追求仕途(毛笔)高升发达，商界(金锭)赚得盆满钵满的吉祥寓意。小户人家没有正式的厅堂，但一般也会在上堂屋的脊檩上单独画一组“笔锭胜”图案。图案可大可小，形制变化较多，有的还附加花纹陪衬，或者以金线勾描。

　　清代皇帝把苏式彩画带到北方

　　建筑彩画在清代达到鼎盛。乾隆以后的建筑彩画颜色按原料分，除了沿用传统的石色之外，植物色以及昂贵的金色都被广泛使用，逐步形成了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三大官式彩画样式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彩画。

　　和玺彩画是为了适应皇权需要而诞生的最高级的彩画样式，用金量极大，只在宫殿、寝宫、离宫、皇家坛庙的主殿、堂门和少量的牌楼建筑中使用，天朗气清之时，在故宫太和殿可看到阳光直射下，殿内内檐的金龙和玺彩画呈现出熠熠生辉之状。旋子彩画等级仅次于和玺彩画，主要用于皇宫建筑群的配殿、皇家坛庙、皇家陵寝及敕建庙宇中。

　　源自江南民间的苏式彩画，之所以能够入围官式彩画行列，与顺治皇帝首倡的“清帝东巡”有着密切联系。顺治皇帝出生在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永福宫，到了北京后，他对故土非常挂念，一直提醒子孙不要忘本。后来的清代皇帝大多继承了“东巡”的传统，盛京故宫的建筑彩画也多次修缮。

　　除了“东巡”，清代皇帝还喜欢“南巡”。在康熙第六次下江南的旅途中，尚为皇孙的弘历（乾隆皇帝）跟随康熙一起南巡，一同住进了苏州织造府西花园。此次江南行让乾隆首次直观了解、目睹了江南园林之美，并促使其在继位后的首次东巡期间，将江南园林的建筑风格引入到了盛京宫殿的改造与扩建工程之中。后来，苏式彩画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北京皇宫内廷或皇家园林建筑中。颐和园的长廊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共计728米，是我国古建筑和园林中长廊之最，廊中每根枋梁都绘有山水、花鸟、四大名著故事，五光十色、美不胜收。

　　民国之后，随着我国建筑材料的改变，木质建筑越来越少，建筑彩画也离人们越来越远，但这门精妙的技艺并没有消失。2021年，建筑彩画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让建筑彩画的传承得到有效保证。在故宫、颐和园等多处皇家园林的修缮中，许多建筑彩画得到延续。这些彩画不仅融合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同时还极大地呈现出建筑的艺术魅力，展现出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格、精良的制作技术和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成为我国建筑艺术的精华。

　　国外彩画

　　西方墙体彩画的“始祖”

　　公元前2500年，有一位叫基奥普斯（即胡夫）的法老下令，所有臣民都要来参与建造他的陵墓，要建得像大山一样。此后约有10万人花了30年时间使其愿望成真，人们甚至在农闲时也要为法老辛苦卖命。若被发现偷懒懈怠，法老的监工便会用河马皮鞭加以驱使惩罚。法老还让他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光辉事迹绘在墙面之上，由此形成的壁画艺术成为西方墙体彩画的“始祖”。

　　另类彩画

　　中世纪教堂的“彩画玻璃窗”

　　大约在公元12世纪，正当综合了近东、罗马、拜占庭等各式艺术风格的仿罗马式建筑广布于欧洲时，另一种被称作“哥特式”的艺术在法国逐渐形成。这一风格与罗马式教堂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幽深的光色，这与其窗户设计有直接的关系。此时窗户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只在墙上开一个洞而已，它们开始试图占据整面墙壁的面积，延绵四周的同时辅以彩色玻璃，当阳光由外射入时，借由“彩画玻璃窗”形成装饰性马赛克，以营造庄重圣洁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