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金民

　　樊树志先生于2003年撰作出版了100余万字的《晚明史》，现今又续写出版了200多万言的皇皇巨著《重写晚明史》，20多年间，持续探讨评述晚明70余年的历史，纵观明史国际学坛，尚无先例，也别无他例。读者难以想象，这样一部篇幅浩繁的力著，竟然出自一位退而不休20来年的耄耋老人之手，没有动用国家一分科研经费。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祝贺的同时，必须表达深深的敬意。

　　樊先生先后出版过《万历传》和《崇祯传》等颇具学术影响的晚明皇帝传记，出版过总结晚明历史的《晚明史（1573—1644年）》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是长期驰骋于史学研究尤其是明史研究的著名中国史学家。现在我们捧读到的《晚明大变局》《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和《王朝的末路》五卷本晚明史巨著，对晚明时期作出了深入全面的探讨，以醇正而又典雅的文字，形象地展现了晚明波澜壮阔的社会风貌，清晰地揭示了晚明历史变迁的特点，标志着晚明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重写晚明史》在把握晚明历史的宏大主题上，开辟境界，迭具创意。在中国断代史领域，向有晚清大变局、唐宋变革、元明变革之说，樊先生论证结合，理清纷繁复杂的晚明历史头绪，敏锐地提出晚明也有大变局，显示了学术功力和学术眼光。作者认为，晚明虽然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但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大变局，表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一言以蔽之，晚明时代中国的近代化已初露端倪。作者从“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的兴盛、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文人结社与言论的新气象这六个方面的剧变来论述大变局，而且在每个方面都有新的表述，很多方面的论述多是不易之论。全书对重大问题的把握，举凡首辅之争、隆万新政、神宗与张居正的恩怨、万历三大征、明末三大案、东林与复社、明廷的抚与剿及战与和、市镇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晚明中国在世界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等，堪称允当，不少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如评“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功过得失，仅引录时人的三言两语，说其“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就概括了一代名相张居正的人生特征和社会地位。再如万历年间的平定播州叛乱，在明清两朝改土归流和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方面有着较大的作用，作者采朱国桢之说而摒弃申时行之说，认为将之视为万历一朝的盛事并不过分，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对于嘉靖倭乱的原因和实质，作者在考察了嘉靖大倭寇与朝廷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后指出：“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嘉靖大倭寇’所引起的‘倭患’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朝廷必须放弃海禁政策。”这一结论，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富有启发意义。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问题，是一个研究得相当深入的问题，而又是晚明史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耶稣会士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而且使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融入了世界。这后一点，几乎是此前的相关论著从未提及的。神宗在位48年，近30年晏处深宫不理朝政，既有研究认为其“溺志货财，也就没有心思过问朝政”，或者认为是专用“软熟之人”申时行所致。作者认为，申时行的迁就为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荒怠疏懒提供方便，神宗怠于临朝的最主要原因是长期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缠身，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王朝的末路》篇论道：“关于周延儒之死，无论是被吴昌时所累，还是被陈演所愚，最终处死他的毕竟是皇帝。短短几年中，皇帝接连处死两名内阁首辅，绝非寻常。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是起用他们，而且对他们信任备至的皇帝，难道不应该追责吗？”这就触及了问题的根本。

　　《重写晚明史》有体有要，深得史体。樊先生是明史研究的大家，熟稔史著的体例体裁，阅读《重写晚明史》，看得出来，似是采用二十四史官修史书中质量最高的《明史》的写法，往往大段引录时人的奏议或说法，而后作透彻的分析，夹叙夹议，寓论于史，从而得出顺理成章而又充满新意的结论。全书文词练达，词旨畅明，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不独具有史识，兼且讲运笔之法，文笔优长。全书以叙事方法，流畅的语言，传神的文字，反映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书中随处可见赏心悦目、形象生动而又精审到位的文句。如描写张居正与高拱斗法，穆宗临危托孤，神宗母子关于国本的对话，神宗、思宗性格的描写，崇祯朝讨论户科给事中劝廉惩贪奏疏，裁撤驿站，追究会推阁臣之事等，均择用时人的原话或形神兼备、声情并茂的对话，读来栩栩如生，犹如身临其境。梁启超说，只有材料而文字欠优的史著，只是粗糙的史学。如《重写晚明史》这样可以与古人对话的史书，材料与文笔兼胜，是时下难得能够读到的精品。如《王朝的末路》篇描述：“次日，两袖清风的刘宗周骑着驴子，后面跟着一个仆人，肩扛着包袱，离京南下，景况着实有点凄凉落寞。”原文是“次日，刘公骑一驴，一仆负袱被，出顺城门。”又如引录李长祥《天问阁集》：“朱由检与阁臣蒋德璟谈及周延儒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恨其太使乖！’已经看透了周延儒，‘太使乖’三个字，把先前的‘还是他好’的赞誉，抵消了大半。蒋德璟把这句话透露给周延儒，周延儒道出了内心秘密：‘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然而‘太使乖’并非灵丹妙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样的叙述，把崇祯年间前后50个大学士辅助皇帝多无好下场这一“伴君如伴虎”的典型刻画得极为传神，前后评语又入木三分。更有《王朝的末路》篇所附《读〈梅村家藏稿〉札记》，对传主吴伟业寄予了深切同情，写得回肠荡气，令人一唱三叹。

　　晚明文献浩如烟海，内容也相当芜杂，如何取舍颇见功力。《重写晚明史》着力征引当时人的记录和官方邸报等，对当事人的文集、日记等尤多发掘和利用，不少文献如顾鼎臣《顾文康公文集》、江东之《瑞阳阿集》、钟羽正《崇雅堂集》、陈继儒《眉公见闻录》、张国维《抚吴疏草》、项鼎铉《呼桓日记》、徐肇台《甲乙记政录》与《续丙记政录》、文震孟《文文肃公日记》等，未见或少见前人引用，作者披沙拣金，皆从辛苦中得来，而且注释规范详细，了无时下通史类著作辗转抄袭错讹迭出的毛病。

　　《重写晚明史》也非常注意吸收国际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的国内外学人的看法，仅就日本学者而言，西岛定生、吉川幸次郎、山根幸夫、小野和子、森正夫、滨岛敦俊、川胜守、滨下武志、岩见宏、谷口规矩雄、岸本美绪、岩井茂树等，都是富有代表性的。作者站在学术前沿，及时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容纳了海内外一流学者的学术新成就。因而毫无疑问，《重写晚明史》既是晚明研究的集成之作，也是明史国际学坛的突出贡献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