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苏轼终于到了惠州。

　　一路上，苏轼有过极度的悲伤和失望，他在寄给定州同僚的诗中表示了这种感慨：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何处不归鸿：苏轼传》方志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使他很快从伤感中振作起来。况且，这一次贬谪虽然比二十年前去黄州更加险恶，精神上却觉得更有寄托。吕大防、范祖禹、刘安世等三十多位元祐大臣都和苏轼向同一个方向流放。他们所承受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族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在所有人当中，范纯仁本来可以是唯一的幸存者，父亲范仲淹的名声和他自己的为人，使哲宗乃至元丰党人也对他刮目相看。但他不愿独自推脱责任，既然元祐大臣都要遭受劫难，那就有难同当吧! 在苏轼看来，如今能够和他们一道为国家的灾难承受责任，这苦涩之中竟生出几分豪气。心境既好，这乘舟流放，直下岭南就成另一番滋味了。一路之上，到处有动人的景色，有值得纪念的事情。

　　船到当涂，阻风而不前，苏轼便干脆靠岸小憩：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到湖口又是一番情致：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

　　进了鄱阳湖，驶入赣江，苏轼觉得如归故土：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

　　到吉州了，这是先师欧阳修的故里。过虔州了，先父苏洵曾在这里凭吊白居易。翻过大庾岭，穿过梅关，便到广东地界了。

　　世事已不可挽回，仕途如龙潭虎穴，何必再去管那凡世间的庶事，这罗浮山不正是修身养性、练气运功的绝好所在吗？看来，一旦将功名利禄视作粪土，何处不是世外桃源。

　　朝廷中的奸诈小人，你们不是想让我苏轼在岭南受苦吗？我却照样过得快活：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实，以苏轼的人品，以苏轼的文采，罢不罢官又有何要紧，他到哪里，哪里就要卷起一股苏旋风。

　　南雄、广州、循州、梅州太守听说苏轼到了惠州，都是喜出望外，或派人送酒赠物，或径往惠州看望。至于有地主之责的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知县林抃，更视苏轼为上宾。广东道士吴复古、苏州僧人卓契顺竟然自告奋勇，当起了信使，替苏轼向弟弟苏辙、儿子苏迈传递信息。常州钱世雄、杭州僧人参寥、黄州老友陈懂、金山诗僧佛印，以及因受苏轼牵连而被流放却毫无怨言的“苏门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也时时致书问候。历来冷清的惠州城，因为住了个苏轼而变得热闹起来了。

　　苏轼一生性喜喝酒，仅在惠州，他就至少发现了两种好酒。他告诉陆道士，一种酒是用蜜柑酿成，喝了之后使人飘飘欲仙，有飞天涉水之感，常喝更可强身健体、却病延年。另一种用桂花酿成，酒色盎然，酒香醉人，简直怀疑非人间之物。

　　其实，苏轼喜酒却不善喝酒，自称喝一整天酒也不过四五合（两），一喝便醉，一醉便飘飘欲仙，便精神振奋，诗情画意也就涌上心头。

　　好友王定国来到惠州，让自己带来的歌妓劝苏轼喝酒。歌妓是京城人，复姓宇文，艺名柔奴，长得眉目清丽，天生一副好嗓子。

　　苏轼本来已有八分醉意，见柔奴说是京城人氏，不由勾起一阵凄楚。他举着酒杯问柔奴：“世居京师，来这岭南，可曾思归？”柔奴盈盈一笑：“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闻言，如遇知音，大醉而归。

　　他向客人吹嘘的蜜柑酒、桂花酒，也并不是什么上好佳酿，纯粹是心境所致。就像他一生四处飘游，总说所到之处尽是佳境，而且入诗入文，令人神往。等到人们身临其境，觉得不过如此。没有苏轼的意境，便感受不到苏轼的笔下山水。苏轼用来招待客人的蜜柑酒、桂花酒，自我感觉良好，客人则未必中意，只是能和东坡居士一道喝酒，哪会计较酒的优劣。

　　苏轼在惠州，大抵是做三件事:喝酒、悟道、爬山。这是他在黄州时开始养成的习惯，一日不饮酒则病，一日不悟道则病，一日不爬山则病。但是，一旦能为百姓办事，三者皆置于脑后，百病不入。

　　有人对苏轼在惠州时策划的公益事业作了统计，大者不下十次。博罗县大火，苏轼一面积极组织救灾，一面说服广东提点刑狱程正辅上书朝廷，为正在休假的县令林抃解脱干系。惠州驻军缺乏营房，散居市井，骚扰百姓，苏轼帮助当地官员筹措资金，盖起营房三百间，使军民相安。广州居民饮水困难，苏轼致书广州太守王古，建议以竹竿引蒲涧水入城，解决了广州饮水的问题。惠州北临东江，西有丰湖，本有长桥，因年久失修而毁坏，苏轼建议集资重修，并捐出了自己的犀带。两桥修复后，万民庆贺，三日不散。

　　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不管处于何种地位，总是要为社会作出贡献的。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