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宾

　　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的深处，一把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静卧千年。这件承载盛唐气象的文物，与葛承雍《大唐国库》一书收录的敦煌“和籴”文书、西安大明宫银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大唐国库》不同于以往的账簿式写作，以跨文明的宏阔视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双重维度，将我们引入更为立体的大唐财政图景。

　　《大唐国库》：葛承雍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国库意味着国家资源的再分配，唐朝国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供给以皇帝为代表的宗室成员，还有宫室营造、庙宇广建、服辇配备等；二是国家的行政开支，主要是管理人员的工资薪俸，包括职田、禄米和俸钱诸项；三是军队的供奉，以军粮、军衣、军费的支出为主。唐朝从公元618年建政之后的130多年，国家的财政收支大致呈现由低向中到高的发展趋势，到玄宗时达到顶峰。这方面不断被传世、出土文献和文物遗迹所证实。该书在解读唐代制度条文的基础上，将百余幅唐代文物图像予以学理化编排。从含嘉仓铭砖的刻字到敦煌文书中的“和籴”账目，从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杨国忠进奉银铤到何家村窖藏中的庸调银饼，这些沉默的器物在作者笔下转化为制度的鲜活注脚。

　　若与历史上其他王朝和国家比较，唐朝中国以皇权为中心、行政管理和军队构筑相得益彰，巍然屹立于亚欧大陆东部，其特性不言而喻。作者具有国际视野，引入日本正仓院管理制度作为参照，通过对正仓院现存的唐式账簿、仓储木简、封印制度的细致比对，揭示出奈良时代日本如何将唐朝的“律令”进行本土化改造，印证了《唐六典》中“凡库藏出纳，皆行文榜”的记载。正因为国家和官府的行政能力突出，税收管辖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也超出了其他政权，国库制度得以长久持续，这构成了《大唐国库》叙事的根基。《大唐国库》也为唐朝的经济与社会走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学术论述，这是本书的贡献所在。

　　书中对安史之乱后财政转型的阐释尤为精妙。唐朝后期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变革财政以应对新局面。此时内外压力之下的国库职能，与前期迥异：时刻筹措军费以应对藩镇。作为制度，国库随着唐朝的命运而兴衰，《大唐国库》对此进行了研讨，通过比对开元天宝年间庸调布与两税钱的物质形态变迁，在绢帛的纹样渐变与钱币的成色波动中，观察帝国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艰难转身的历史褶皱。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史学的今天，《大唐国库》坚守物质文化的研究进路，显现出独特价值。那些泛黄的文书残片、锈蚀的钱币、褪色的壁画，经过作者考古学眼光的淬炼，展现出制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实证意义。这种将文物考古、域外文献、图像资料熔铸一炉的研究范式，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境，也为当下全球史视野下的比较制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