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文物南迁路上，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山河板荡之时，又有哪些曲折迂回的心路？作家祝勇首部长篇小说《国宝》以诗意的笔触和学术的严谨讲述一个家族文物南迁的悲欢故事，于烟火漫卷的民间立场展现近代中国的宏大叙事。这既是一部守护文物的文明史和心灵史，也是一首磅礴大气的史诗乐章，还是献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最好礼物。

　　◎ 万里征程，融史识于诗意

　　长篇小说的首句，往往提纲挈领决定故事的命运走向。《国宝》开篇写道：“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雾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此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暗合着那文松一家聚少离多，护送文物到南京仅半月时间，孰料从此天涯路远，一家人开启“在路上”的漂泊之路，历时二十载、跨越二十省市的数万里征程，国宝南迁路横跨大半个中国。作家祝勇以学者型散文跻身文坛，在我看来，此书是厚积薄发的跨越式里程碑，亦是文学叙事的思想革新，延续他的散文集《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之美》《故宫文物南迁》等独特风格和精神格调，很好地融合“史”的胆识和“诗”的功夫。博尔赫斯说过，散文是诗歌的一种复杂形式。他把散文曳进小说，同时又从散文创作的惯性中“连根拔起”，经过冶炼和提纯，把诗性思想融入小说，打通了文学创作的“任督二脉”，该书创作不啻于他的一次精神飞跃。

　　近年来，关于文物南迁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以非虚构纪实作品居多，祝勇的书写填补南迁的历史空白，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他写文物南迁拥有“得天独厚”的专业特长与材料优势，但是，写好并不容易，写出新意更是高难度“动作”，极易用力过猛，走向刻意。仔细通读全书，能切身感受到他的自我节制，即文学批评家布鲁克斯提出的“审美自治者”。他不是毫无取舍地把文物知识和历史故事统统揉进小说里，而是有见地的剪裁、加工。文物也是有思想的人，他将“人在，文物在”的精神信仰贯穿小说始末。某种意义上说，守护文物，也是守护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国宝南迁路上的争夺战是生与死的精神较量，面临敌机与枪炮并存，天灾与疾痛相随，同时也是人心与时代的制衡。书中有句话令我记忆深刻，“你们有枪有炮有钱有地盘，要什么有什么，有一样东西没有：人心。”写世道人心就是挖掘人性，于变化中寻找不变。祝勇在小说里内嵌一条文学“金线”，那就是中国人“家”的精神链条——从正月离家、回家不得、以他乡为故乡、辗转回家，字里行间涌动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团圆愿景。譬如，他描写北平百姓除夕守岁的场景，“……很多年后，每当那文松忆起民国二十二年北平的春节，都觉得那么遥远、恍惚，好像做了一场梦。”小说开篇部分叙事相当精彩，夯实全书的精神基调：那文松从老家沈阳被迫出走来到北平，一身乞丐打扮却不输骨气，被梅从云看中留在店里打杂，与其女梅遇影成婚，后来阴差阳错进入故宫工作，为护送国宝埋下伏笔。之后，那文松护送国宝南下，没想到此去经年，从北平至上海、南京，后又分南、中、北三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文物先后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四川重庆、陕西汉中，最终转移至巴县、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那文松蹲监狱、受重刑、当壮丁，饱尝噬骨的饥饿与无尽的屈辱，他死里逃生，追上队伍护送十面石鼓等，终于等来抗战胜利之期。

　　祝勇采用双线叙事并进的手法，把历史重大事件与家庭日常并置，展现“具体而微”和“一镜到底”的生活场景。那文松离家护送国宝历尽千难万阻，与此同时，岳父梅家在战乱中走向衰落，梅遇影拖着孕身去南京投靠丈夫，动乱年月又入“狼豺虎穴”，夫妻之间的联络方式仅靠电报里的只言片语，那张《九九消寒图》上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描了又描，成为全书的“春信”和活着的“确据”，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书”，寓意爱情与故宫文物一样不朽。

　　小说里的两大阵营人物群像引人注目：第一阵营人物是梅从云、丁铁竹、萧桂花、易东篱、马衡岭、那文松、唐知微、迟笑然、吕医农等故宫相关人士；第二阵营人物是王濯缨、余墨菲、郎山岳、常知白、许初梨等民间人士，国难当头选择“叛变”，但祝勇没有把他们写得一无是处，他把人性深处的脆弱、猥琐、卑贱、贪婪刻画得淋漓尽致，凸显普遍人性和共性经验。

　　◎ 生生不息，文脉相牵民族

　　导演小津安二郎有个观点，“电影以余味定输赢。”这部长篇小说也是如此，读完“后劲很大”，其中莫过于祝勇巧妙运用“电影式”长镜头的构图法，有几处镜头令我记忆犹新。当萧桂花死在敌人手下，梅从云强抑愤恨与悲痛，把收藏的书画送人处理，待女儿外出时，用煤油点燃家具，坐在紫檀绕枝莲纹圈椅上离开了这个世界。无独有偶，郭之南营长护送国宝发生车祸牺牲后，新婚妻子沈芷伊收拾行囊却没有离开曲靖，怀着身孕毅然沉江而死，以这种决绝的方式与长眠地下的丈夫在一起。结尾处一句“我们这个家，永远不会散”留下一个大时代的空镜头，同时也与开头那文松从北平离家首尾呼应，将中国人刻进骨血的“家文化”推至高潮。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曾说过，“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在于希望人们在了解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历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国宝南迁九死一生，多年以后重返北平，这条史无前例的“流亡路”也是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成人礼”。祝勇的书写从大处着手，从小处着眼，使“万丈深渊”的境遇与“一豆灯火”的日常相映成趣，无论是途中西安、重庆、四川等地的沿途风景，还是以人文地理勾勒文物版图。他擅长“外围”环境烘托法，把人物内心景观和盘托出，以“山水美学”辉映“苦难诗学”。譬如那文松的泪水，“步行前往西安，炊烟在农舍上升起，孩子在田垄间奔跑，河流反射出银箔似的光，世界仿佛又恢复了它应有的色泽——那文松流泪了，他发现远离了硝烟、杀戮、兽性的世界，竟然如此静美。”不着一字家国情怀，却把他骨子里的热爱和悲悯写得感人至深。寺庙里晒文物也有一处场景引人情感共鸣，“在他看来，晴日里晾晒的那些古籍，是先人们伸过来的手，他必须等他握住他们的手，尽管他的手有些残疾。”那只受伤的手，让我想起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小羊圈胡同里的祁老人托着死去妞子的手，也是托举中华民族希望的手，彰显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民族气节。

　　书中人物的名字摇曳别样风雅，内蕴中国哲学和儒家正道。那文松与梅遇影，“松”与“梅”象征中国人百折不挠和傲然挺立的精神。两个孩子的命名也是古意颇深，儿子那小簠和流浪儿那小罍，“簠”意为古代盛谷物的器皿，“罍”意为古代盛酒或水的青铜器，有粮有酒象征物质丰盈，体现“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一个是南迁路上走失的儿子，一个是年幼失亲捡来的孤儿，两人破碎的家庭以这种方式走向圆满。日本投降后，那文松梅遇影带着那小罍去拍全家福照片，后来又叫来郭之营、沈芷伊补拍一张，这张特殊的全家福成为绝响。孩子寄寓民族的希望，也是大地守藏人的血脉传承。记得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有个精妙比喻，孩子是“战争图书馆一个书籍的索引”，同样《国宝》中两个孩子的命名也是如此，饱含着精神传承和赓续文化薪火之意。

　　看懂国宝，就是看懂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底；读懂《国宝》，就是读懂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读过《国宝》的人，再去博物馆欣赏文物，必会拥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审美。祝勇简明扼要以《国宝》命题，深掘藏在文物背后的人性、人心，探寻文明变迁和精神来路，传递出双重的精神意涵：文物有情，文脉相牵，大国器物之上凝结的民族精神生生不息。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