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苑洁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有一幅名为《柳隐、黄媛介山水合卷》。其中一位作者柳隐，即明末“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另外一位作者则是柳如是的“好闺蜜”，明清易代时期走出闺阁鬻画的才女画家黄媛介。

　　《柳隐、黄媛介山水合卷》（黄媛介所绘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食贫吾命”

　　黄媛介不愧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女山人”，她的笔墨清淡简洁、意境深远，彰显明人的写意风格。反观柳如是的作品，似不够严谨，但自由洒脱，杨柳之随风飘舞的自在感更彰显创作者的不拘一格。此画卷不仅有卷首钱谦益的七言诗和题跋，在卷尾还有钱谦益所写的《赠黄皆令序》。文中，晚明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对黄媛介诗作的评价为“见其新诗，骨格老苍，音节顿挫，云山一角，落笔清远，皆视昔有加”，极力赞赏她的才华。

　　黄媛介字皆令，秀水人。浙江嘉兴秀水黄氏可谓“先世有显者”，介绍黄媛介的时候往往会说到她是黄洪宪的族女。黄洪宪不仅是明隆庆五年的进士，还曾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是正四品的官员，但黄媛介仅仅是族女。正如《红楼梦》中的贾芸，虽然也姓贾，但连生计都发愁。黄媛介也处在这种状况中。庆幸的是家族的文化艺术底蕴还在，黄媛介的哥哥、姐姐皆通文墨，黄媛介自己更是“年十二能诗，十三作赋”（清《众香集》）、“髫龄即娴翰墨，好吟咏，工书画”（清《无声诗史》）。

　　清代诗人王士祯所著的《池北偶谈》谈及黄媛介的诗还提到其婚前的一段小插曲：“少时太仓张西铭（溥）闻其名，往求之，皆令时已许字杨氏，久客不归，父兄屡劝之改字，不可。闻张言，即约某日会某所，设屏幛观之；既罢，语父兄曰:‘吾以张公名士，欲一见之。今观其人，有才无命，可惜也。’时张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竟卒。皆令卒归杨氏，”这段文字提及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黄媛介很早就订婚杨氏，但这位仁兄出门去了，迟迟不归；第二就是明代复社领袖张溥曾经向黄媛介求亲。

　　这位杨氏，就是黄媛介后来所嫁之人杨世功，用清代诗人吴伟业在其所著《梅村诗话》中言及“其夫杨兴公，聘后贫不能娶，流落吴门”，杨世功之所以“久客不归”就是因为太穷了，没钱来娶黄媛介。再来说说王士祯笔下张溥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在其《柳如是别传》中提出“渔阳（王士祯，号渔阳山人）之说颇多疏误，兹不暇辨”，说其中几点就看出破绽，其一，“不逾年竟卒”，通过《嘉兴县志》以及黄媛介的诗可以推断出，黄媛介最迟1637年就已经与杨世功成婚，而张溥去世则是在1641年，这中间至少相差四年，时间上对不上。虽然王士祯的文章中谈到张溥追求黄媛介已被考证认为不实，但清代诗人施闰章在《黄氏皆令小传》中言道“有大力者艳其才，将夺之”可以证明，黄媛介在婚前还是有其他机会的，但黄媛介言“食贫，吾命也”。

　　有人认为这表明黄媛介不嫌贫爱富、遵守婚约，但也必须直言一个事实，就算当时类似张溥这样出身的人要娶家境贫寒的黄媛介，能给到的也只有妾室的身份，绝不会是正妻，所以在父、兄都已经建议其考虑别家的时候，黄媛介还是如此坚持，表明黄媛介对于成为妻子而不是妾室还是有自己的态度。这既可以被认为接受儒家传统礼教浸染太深，也可以解读为“大女主意识”极强。简而言之，黄媛介过上了姜绍书（清代学者）所著的画史《无声诗史》中所言的日子：“适士人杨世功，萧然寒素，皆令黾勉同心，怡然自乐也”。但人生的残酷远远超过“食贫”的问题，还有更大的风暴等待着黄媛介。

　　才女的婚姻

　　黄媛介在其《离隐歌序》中言道“乃自乙酉逢乱被劫,转徙吴阊,羁迟白下,后入金沙,闭跻墙东。虽衣食取资于翰墨,而声影未出于衡门”，就是说从乙酉年的战乱开始，自己被劫，从此以后就只能在江南一带辗转，以写字、画画来卖钱维持生计，自己却也同其他女性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段文字看似平常，却说的是黄媛介一生中最难启齿的一段经历。

　　乙酉年也就是1645年（顺治二年），这一年清朝政府再次下发剃发令，当嘉定知县开始在本县强制剃发之时，当地的反抗起义也就爆发了，反抗活动不断进行，从而遭到清军三次屠城，史称“嘉定三屠”，黄媛介所言的“乙酉逢乱”就是指这一时期。对于黄媛介被劫的过程，陈寅恪引用了多方资料进行考证，虽然黄媛介多次否认被清军奸污之事，但是根据当时所留存下来其他女性被劫的过程来看，应该说黄媛介极少可能会与她们不同。但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绝对是一个可以致命的“污点”，这也就能理解黄媛介为何坚决否认以及回避。

　　战场中痛苦的经历无法回首，丈夫的冷漠更让黄媛介心寒。历经兵荒马乱，能够活下来与亲人再次相见，这本是极其幸福的时刻，但黄媛介在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创作的《离隐歌》中谈到与丈夫在战火中失散又重新相聚时，“良人本是忘情者，相逢曾无泪盈把”。丈夫的无情让黄媛介更是无从体会家庭的温暖，这也就能更好地理解黄媛介在读罢叶绍袁（明末文学家）的女儿叶纨纨的诗词（叶当时已去世，七年婚姻生活不幸）后言道：“当年若识黄皆令，深怨深愁应自消”。黄媛介得以何种心情才能说出这种话，既是自嘲，也表达了对自己婚姻生活的极度失望。不知道此时的黄媛介是否会回想早年间执意要嫁给杨世功、对未来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欢乐时刻？虽然陈寅恪经过考证提出“颇疑黄杨夫妇实有仳离之事”（黄媛介与杨世功离婚，在明清时期更多是女性被遗弃），但对于明清女性而言，婚姻就是一生的事情，不论幸福与痛苦。

　　黄媛介经历战场被劫，为了不给至亲添麻烦，只能远走他乡，如何生存又成了摆在黄媛介面前的一个难题。正当一些卫道士谴责黄媛介“失贞”之时，黄媛介谋生的手段又让这些人找到了新的罪状，那就是黄媛介竟然开始当街卖画，以才女的身份进入到文人群体之中。

　　《柳隐、黄媛介山水合卷》（柳如是所绘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的成见与赞赏

　　清代学者朱彝尊在其所著的《静志居诗话》中并没有收录黄媛介的介绍，却收录了黄媛介的姐姐黄媛贞，又在黄媛贞个人介绍后加了一个附录：“俞右吉云:‘亡友黄鼎平立二妹，一字皆德，一字皆令，均有才名。皆德为贵阳朱太守房老，深自韬晦，世徒盛传皆令之诗画，然皆令青绫布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净聪明也’”，借着别人的嘴再损一次黄媛介。其对黄媛介的贬低和轻视应该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文人的态度。

　　其实有这种态度的可不仅是当时的文人，现代学者也曾写文章提出“当诗可以成为交际的手段或者赢利的工具时，诗歌直指心灵、表达自我的焦虑与困顿的可能性就变得清遥而难以企及了”，从而进一步提出包括黄媛介在内的明清时期的几位才女“是为作诗而寻诗，以诗作为身价和地位标榜的工具，所以，她们只能成为一时诗妓，逐渐身名俱灭”。

　　不过，文人中也有一部分极为欣赏黄媛介，为其不断写文以增其名，让更多人知道、了解、欣赏她。吴伟业，号梅村居士，在明清之际与钱谦益、龚鼎孳被世人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其为黄媛介所作的《题鸳湖闺咏》中有一首诗：“石州螺黛点新妆,小拂乌丝字几行。粉本留香泥蛱蝶,锦囊添线绣鸳鸯。秋风捣素描长卷，春日鸣筝制短章。江夏只今标艺苑，无双才子扫眉娘”。应该说吴伟业还是颇费心思去赞美黄媛介，不仅赞赏其的诗文书画，在“无双才子扫眉娘”一句中还用了唐代诗人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中的“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中的典故来把黄媛介比作唐代的女诗人薛涛。

　　但把黄媛介比作妓女薛涛，似乎赞赏当中有一点轻视，反倒不如张岱夸得更到位。张岱在其《赠黄皆令女校书》中赞道“未闻书画与诗文,一个名媛工四绝……右军书法眉山文，诗则青莲画摩诘。”张岱的观念在同一时代的文人中绝对属于领先者，把黄媛介直接与男性的书法家、诗人、画家相提并论，虽然用词有些夸张，但也表达出张岱对黄媛介的认同。最能够体现张岱的现代意识是这句“余独有言问世功，如此福德作何答？惟有长斋绣佛前，聊复以斯消罪孽”，意思是我单单要问问黄媛介丈夫杨世功，到底你有什么福德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建议你应该日日吃斋、天天在佛前祈祷，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因为娶了这么好的媳妇而花去的好运气。

　　古今相去不远

　　清代戏剧家李渔曾经创作过一个剧目《意中缘》，戏中有一折《卷帘》，说的是女画家杨云友为了证明不是有人代笔，作画之时把卷帘卷起让别人可以看到，对此黄媛介在为这个剧目写序时言道“余少年时亦受此谤，然坚持不动，彼亦无奈我何！只此一节，稍胜云友”，想来黄媛介也是有着自己的好胜之心的，就是一个剧中人也要拿来比较一番。细细想来，黄媛介被人议论的是非已经太多了，不管是“乙酉逢乱被劫”，还是为了谋生整日作画、卖画或独自一人奔波于不同人家做闺塾师（以授徒为职业的女性），但她始终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维系家庭的运转，真实地抗衡着闺门之外的生活窘迫与困顿。

　　钱谦益曾与柳如是坐下来一起讨论王微与黄媛介诗歌的风格，钱谦益认为“草衣之诗近于侠”，柳如是则提出黄媛介是“皆令之诗近于僧”。女人总是最了解女人，一个“僧”字,道尽黄媛介从热忱到冷静的一生。

　　余英时曾说过“人性、人情与事理又有古今相去不远的一面”，今天谈起黄媛介，除了她的才华、她的书画，还有一位普通女性在诸多困境中的顽强挣扎。转眼四百年已过，今日的“职业女性”早已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但我们仍可回望历史，在黄媛介所蹚出来的这条职业女性道路上继续披荆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