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我不相信古滕堡的这个发明还有什么别的前途，因为或迟或早，它一定会堕入过时废弃的境地。”1894年，法国作家奥克塔夫·于扎纳在《书籍的终结》中这样写道。

　　于扎纳作为出版商，出版过萨德侯爵、波德莱尔等作家的书；作为记者，他创办了书评期刊《现代书籍：文学世界及当代书迷杂志》；此外，他对印刷技术颇有研究。

　　所谓“古滕堡的这个发明”，指的是书。古滕堡是西方世界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人，引发“媒介革命”，在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当于扎纳在“发明大王”爱迪生的实验室中看到留声机，不由得惊叹：“（正像）电梯消灭了爬楼梯的累人活计一样，留声技术也多半会宣告印刷的末日。”

　　于扎纳错了，此后100年，图书仍在；于扎纳又对了，在互联网冲击下，如今图书业正面临困境。2017年，针对日本大学生的一项调查，近50%受访者自称读书时间是“零小时”。

　　图书业即将消亡吗？我们会是最后一代读者吗？不再阅读的世界是否漆黑一片？……欲求解答，需回看来时路，这本《牛津全球书籍史》（[英]詹姆斯·拉文主编，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出版）读来如醍醐灌顶。

　　多元的、演化而非进化的书籍史

　　《牛津全球书籍史》由14位顶尖学者合力写成，无核心观点，时间线粗放，读罢令人生疑：“作者们究竟要说什么？”其实，本书特色恰恰在于：多事实，少论断，不试图整合成“伪公式”。

　　只有放下“历史就是由低向高、由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过程”“写史就是将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把握其内部逻辑”之念，才能看懂本书。作者们力避“删繁就简”“抓住根本”式的粗放作业，呈现出多元的、演化而非进化的书籍史。

　　这么写的原因有二：

　　其一，历史未必是“焦点时刻”的串联，许多重大变革是悄无声息展开的，没有里程碑，不具戏剧性。传统书籍史常被人为设定“历史主线”，套以“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的故事逻辑，将历史简单化为“大事件＋大人物＋规律”的快餐，这样的娱乐化和“伪启迪”，往往使读者偏离真相而不知。

　　其二，任何历史现象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世易时移，环境变了，寄生其中的历史现象变得难解，后人遂生“以今视古”的妄念。可是，不同环境中的历史现象真能简单比附吗？诚然，东西方古书后来都走向有目录、有页码的形式，似是“趋同进化”，但活字印刷术始于中国，却没像欧洲的古滕堡印刷机那样引发重大社会变革。

　　历史学不是物理学，物理学能越讲越薄，总结成几个公式，并实验验证；历史学只能越讲越厚，因历史难实验，应慎言规律。

　　本书堪称“什么是历史”的启蒙课，作者们呈现出历史学家的专业性——审慎、克制、警惕，时刻抵抗着“总结规律”的冲动。即以活字印刷术为例。说出“中文字多，活字印刷成本高；西文字母少，活字印刷易行”之类俗理不难，但作者同时指出：古滕堡印刷机已失传，究竟如何，今人不知；当时图书发行量很难超千册，新技术红利有限；印刷厂缺活，偶尔才印书；早期接纳“媒介革命”的反而是“保守落后”的宗教机构……

　　只有在诸多条件到位后，古滕堡才成了“关键人物”，至少当时欧洲人并不认为他很重要。古滕堡去世99年后，才有了第一张肖像画，而且是来自画家想象，与古滕堡本人无关。

　　阅读史的进步，是数百年间新旧并存

　　无核心观点，如何把这么厚的一本书串联起来？《牛津全球书籍史》的办法是：从“什么是书籍”之问切入，层层深入，持续激发读者的思考。

　　表面看，“什么是书籍”容易回答。词典称：“装订成册的著作的总称。”但中国古代帛书无需装订，算不算书？电子书算不算书？古代碑刻算不算书？

　　本书未给出明确答案，但强调有五个侧面是书的要件，即图形化、易读、便携、可复制和耐用。则早期的书有甲骨、楔形文泥板、莎草纸、绳子（即结绳记事，美洲印加帝国称为“奇普”，今存600件左右）等。

　　殷墟甲骨占卜后会刻上商王评点，较罕见，可能评点多用墨书，已褪色，有矫正礼神方式的作用。用过的甲骨攒到一定数量后，被集体掩埋。

　　楔形文字的泥板出现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初期只能记账，至公元前1500年才用来通信，后来希腊人、波斯人的政府公文也用此，直到公元78年，仍用楔形文字泥板记天象。泥板成本低，但易损坏，写不了长文，渐被莎草纸替代。

　　莎草纸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950年，后被环地中海诸国所用。在毁于公元79年火山喷发的凯撒岳父别墅（靠近庞贝古城）中，发现了600—1000种古书残片。1057年，最后一道写在莎草纸上的教皇诏命发布，后被兽皮纸和中国纸淘汰。

　　替代的历程很漫长，因早期的书极少用来阅读，而是帮书手习字、背诵和表演。书手们创造文字，是为了“不曾提供食物，不曾修建房屋，不曾制造商品”，却过上更好的日子，他们为此虚拟了一个远超日常生活的想象世界。

　　早期欧洲书籍只能手抄，插画精美，成本极高。所谓进步，往往是数百年间新旧并存：有人视书为神明，有人靠它获取新知；有人接受最新技术，有人用最旧技术；封面豪华，内文却舛错极多；也有很多人只用兽皮纸，视用普通纸为亵渎……

　　技术创新本服务于旧应用，却意外创造了新空间——人类发明书是为了信仰，却被书手们搭车，服务于他们的文化；更多的书出现了，又因可读性被普通读者搭车。新空间更契合时代背景，不断扩充，最终将旧应用边缘化，直至挤出。

　　成也古滕堡，败也古滕堡

　　古滕堡印的书没标题、小标题，因只能印单色，需另请书手在空白处填彩色标题，为了美观，活字印刷书特别重视版式设计。活字印刷机问世后，抄书市场仍维持了数十年。

　　出版效率提高了，印厂却接不到活，只好给宗教机构印宣传品，甚至是赎罪券。文艺复兴旗手伊拉斯谟抱怨说：“（印厂）用传单和书籍塞满整个世界……印的都是些愚蠢、无知、歹毒、诬妄、疯狂、亵渎、煽惑的书籍。书籍的洪水如此泛滥，连那些或可带来些许好处的东西也丧失了所有裨益。”伊拉斯谟自己也写书，但他认为自己写的是在坏书浪潮中力挽狂澜的“好书”。

　　中世纪时，卡特里派与天主教会相争，最后裁定各将著作投入火中，被焚毁者败。卡特里派尝试三次，书皆化为灰烬。天主教会拿出的是圣道明的著作，亦试三次，书入火即跳，甚至撞上房梁，在上面烫了一个印，自身毫发无损。

　　古滕堡之后，人们的看法改变了。17世纪末，宗教书占巴黎总印刷量的一半，但到1720年代时只剩1/3，1750年代只剩1/4，1780年代只剩1/10。市场比启蒙学者的“去神圣运动”效果更佳。

　　古滕堡印刷机让普通人也可藏书了。15世纪晚期，巴黎司法官员通常的藏书规模是60本。100年后，曾任司法官员的蒙田藏书达1000册。到孟德斯鸠时，藏书增至3000本。

　　大众阅读崛起，出现了各种读书会，但伦敦咖啡馆里，书友们的争论常转化为拳脚相加。不过，据历史学家恩格尔辛说，直至18世纪下半叶，大多数人要么是根本不读书，要读也只是新教家庭年复一年重读《圣经》，“此类阅读的目的并不是发现什么新的世界，仅仅是重温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古滕堡印刷机也催生了各种谣言，如：读书信体小说催生了法国大革命，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致自杀，有“读书瘾”的女性无法分辨现实与虚构……其中最不靠谱的出自反革命的巴鲁埃尔神父，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卢梭、伏尔泰（卢梭、伏尔泰互为死对头）与共济会一起策划的邪恶阴谋。

　　1792年，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制后，有人提出将古滕堡的遗骨葬入先贤祠，把他错当成了启蒙“哲人”。

　　关键在找到阅读的精神

　　1650年，《新到新闻》在德国莱比锡创刊，作为欧美世界首份日报，它迅速呈现出“阅读破坏者”的潜质。莱比锡是欧洲出版重镇，1481年便采用了活字印刷机，16世纪成欧洲印刷中心之一，1632年开办了著名的莱比锡书展。

　　早期报纸和期刊在模仿图书，但它们都是典型的“发散阅读”。以日报为例，一期赶一期，假装每天都有重大事件发生，构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序列，一旦过期，便分文不值。

　　报纸与期刊迅速风行。1870年—1890年，美国人口只增长63%，报纸发行量却增长222%，1940年美国日报总发行量超4亿份。

　　人们抱怨互联网的“碎片化阅读”，其实报纸与期刊早已如此，“印刷品似乎正在蜕变为一种类似‘现场’媒介的东西，其价值取决于收载的信息是否新鲜、带来的影响是否直接”。

　　阅读不再有仪式感，不再专属于安静的书房。如今，通过手机，你能获得一辈子都读不完的电子书。正如本书所说：“这场为大众准备的魔术表演，确实带来了一个‘大众仙境’：最新的电子化媒介机器制造出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快节奏幻象，交织成一幅千变万化的蜃景。”

　　当知识随时可获得，几乎免费，阅读还有意义吗？

　　其实，每个变革时代都是含混的，当网友纷纷表态不常阅读的同时，全球图书出版的品种与数量并没显著下降，且各种考试用书反而在增加。新技术以挤压旧技术空间来寻求扩张，这意味着，只要找到不可替代的空间，阅读就不会死。

　　1896年，法国诗人马拉美提出过一个想法：标题、留白和字词的巧妙排布，以及精心编排的意义和版面元素之舞，可以使书页的剧场充满生气；上乘纸张、书封质地和装订工艺带来的观感和触感，也可以在形而下存在和形而上隐喻两方面得到升华。

　　马拉美试图拯救图书的“精神”，认为图书一旦量产、标准化，其“精神”便会凋谢。事实上，图书至今还有创新空间，倒是电子书，其设计与工业时代的书籍毫无二致，只是“终极拟真”，它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和读实体书的感受一样”。

　　在当下这个AI迅速发展的时代，阅读还有意义吗？《牛津全球书籍史》没给出结论，但读者只要阅读这本书，跟着每多思考一次，相信都会有多一份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