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之（美国）

　　一

　　两年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女士联系我，她希望将东亚图书馆打造成美国境内收藏海外华文书籍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并邀请我组织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向该馆捐赠会员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一倡议令我深受触动。我们协会的几位会员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UCLA，完成了首批捐赠。那天，陈馆长带领我们参观了馆藏。她嘱托我们华文作家日后多多利用该馆资源，同时也鼓励我们继续创作、持续捐赠。

　　那是我第一次踏入东亚图书馆，走在一排排书架之间，看到那些井然陈列着的各类华文书籍、方志、地方志、年鉴，我不禁惊叹。原以为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里以英文藏书为主，没想到竟然能见到如此全面系统的华文资料。更让我意外的是，在湖南省衡南县县志那一卷中，我竟然找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和相关记录。那一刻，我心中激动万分，回家后便迫不及待地与妻子分享，又把这消息传回给国内的家人，亲人们听后无不激动，惊喜交加。他们也没有想到，祖辈的资讯竟在海外大学的图书馆里被发现。

　　那时，我刚好退休，由于美国亚裔社区处境的变化，令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我开始主编家族文集《寻根——我们家的共同回忆》，也动笔撰写自传《风雨兼程》，希望通过这些文字，给后代留下一些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线索与记忆。

　　我自费印制了文集，并将这两部纪实文集以及我和妻子合著的几部长篇小说一起，打包寄往UCLA东亚图书馆。不久，陈馆长发来捐赠感谢信。当我把信件转发给国内亲属，尤其是那些曾参与家族口述和资料撰写的亲人时，他们被深深触动。有人含泪说，我替整个家族做了一件有分量、有意义的事情。那份来自海外名校的正式收藏证明，仿佛为他们的生命经历作了一份庄严注解。

　　我没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这种由文化认同、家庭荣誉与时代记忆共同编织出的情感，让我萌生了一个更宏大的想法：若能组织北美华文作家，把他们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捐赠给UCLA东亚图书馆，不仅能协助图书馆实现其文化建设目标，也将成为作家文学生命的又一次“被记录”与“被见证”。

　　二

　　我首先联系了UCLA东亚图书馆，然而对方表示，加州大学系统内部有规定：一所学校已收藏的书籍将通过系统共享，其他学校不再重复收藏。这使我意识到，要真正拓展华文文献的影响力，必须将捐赠对象扩大至私立大学——那些资源雄厚、学术活跃、同时又拥有专精东亚研究团队的名校。

　　于是，我开始联系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布朗、斯坦福等东西海岸的知名高校东亚图书馆，通过写信、请朋友引荐，甚至在不同研究社群中寻找联系人。最初，大多数邮件石沉大海。所幸，一些热心学者帮我转发邮件，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收到3所名校的积极回应：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均表示愿意接受华文作品捐赠。

　　我立刻将自己撰写的纪实文集、小说以及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协30周年纪念文集寄出，作为首批探路之作。让我意外又感动的是，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马小鹤主任不但亲自回信，还附上了捐赠收藏证书。2025年初春，我决定正式启动捐赠3所图书馆的征集行动。考虑到若让作家各自寄书，难以管控内容与质量，甚至可能给图书馆造成压力，我建议由我统一收集、筛选、汇总，再按不同图书馆的馆藏需求分批邮寄。这一方案获得图书馆的认可。

　　我将征书消息发布在洛杉矶华文作协与北美华人作协的群组中。不到两个星期，就有近50位北美作家热烈响应，纷纷通过微信发送填写完整的书单资料。我按要求整理汇总，发给3所图书馆。几天后，馆方分别返回了各自愿意接受的书目清单，并标记出希望收藏的作品。捐赠工作由此顺利启动。

　　三

　　为了赶上第一批捐书，不少作家为了寄书，花费十几甚至上百美元，把书寄到我家。跨国邮寄费用昂贵，从加拿大寄书过来，国际邮费很高，可为了把书收藏到世界知名大学的图书馆，作家们深知其重要意义，他们的热情深深打动了我。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邮寄书籍遇到了麻烦，不断有作家发来微信，告知他们在当地邮局寄书时，办事人员无法找到我家准确地址。我家的住址是Alta St., 邮局工作人员只能够打印出Alice St., 几位作家的书已经被邮局按照打印的错误标签寄出。这个地址与我家在同一个城市，用同一个区号，但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他们的书。有一位作者很着急，她手中已经没有几本书了，丢失了非常可惜。她发来邮寄收据、追踪号码，我跑去邮局查询，工作人员告诉我已经送至Alice街的住户。我跑到Alice街，在街口的一户住户门前敲门，窗口探出头来的是一位白人，这些年，我所居住的地区不太安全，持枪抢劫事件发生过好几次，我很担心被误解。白人家门也没有开，只是说他们没有收到。我只好在第二天找住在同一个城市英文流利的朋友再去这家敲门，结果仍旧是回复没有收到。无奈之下，我接连几天在家门口守着，等待邮递员，询问是否有收到包裹，送到了打印错误的地址。又在邮箱上写上一封信，请邮递员看到打印错误地址的包裹，帮忙投递到正确地址。等了3位邮递员，有人说的确有这么回事，当时不知道该投往何处，就把包裹退回去了。可寄件人在当地邮局查询，并没有退件。

　　连续有三四个作家邮寄的书丢失了。我心情格外沉重。妻子极为担忧，为我把一件本让大家高兴的事情办砸，造成不应该出的问题。我也很难过，原本简单的事情出现意料不到的岔子，让满腔热情邮寄作品的作家们多么失望。没有办法，我需解决这一难题，几次跑去邮局，找到不同班次的负责经理，请他们帮忙解决。

　　日子一天天过去，遗失的作品没有消息。我只好再跑去Alice街。那天，靠街里面的一户人家车库门开着，一位华人女主人刚好在家门口。我向她讲述了邮局错投包裹之事，她说，她家收到一个纸箱，不知是不是我在寻找的。搬出纸箱一看，上面写着作家陈瑞琳的名字。我立刻打开纸箱，见到里面附着的纸条，包括寄来哪些书籍，其中有些书已经绝版了，有的书是最后一本。我吓得一身汗，不敢想象，假如这箱书给丢了，我怎么向她交代。

　　四

　　4月底，我按照哈佛大学选择的70多部作品装箱，邮寄给哈佛大学。5月1日，我一位挚友的女儿结婚，婚礼在斯坦福大学附近举行。5月2日，朋友开车载着我们，带着50多部书去了斯坦福大学。但没想到，斯坦福大学居然有20多家图书馆，我们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东亚图书馆。负责接受捐书的昭慧老师没有上班，我们把书留给了当班的馆员。

　　第二天，我接到昭慧老师的电话，她特地向我致谢，并解释斯坦福大学无法给捐赠作家寄送感谢信的原因，因为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接受捐赠图书，需由总馆长签署，并与捐赠者签订合约。她承诺把合约发给我，如果可能将尽量满足作家们的要求。

　　她在电话中聊到捐赠华文作品目前遇到的问题，大学图书馆经费越来越困难，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少，能够获得的资源非常有限，她非常感谢海外作家能够提供作品，帮助图书馆收集这些宝贵的资源，提供给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做研究。我也谈到为海外作家收集作品的初衷和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后，数百万华人移居海外，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海外华文作家作为亲历者，参与和见证了这一段历史，他们把这段历史用各种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更为海外华人后代留下祖辈们移居异国他乡的足迹。当有一天，他们想要寻根的时候，能够在美国最好的图书馆里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

　　也就在5月6日，那位华文作家丢失作品刚好整整1个月，我接到Alice街道那家住户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家收到了3个包裹。我赶忙开车过去，没想到，所有丢失的包裹都在同一天投递到她家里。失而复得的好消息，让我由衷地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