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桢

　　读书与旅行，是美好人生体验的重要组成。我们耳熟能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早出自明代画家、书法家董其昌《画旨》一书。一个是遍览书中人生，一个是游历大千世界，这对看似平行的活动，实则从古至今都紧密关联，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演变，共同诠释着人类探索自我与世界的永恒主题。

　　古代文人的行旅讲求“以文录景”，他们用文字摹写风景，并和有过相近观景体验的先贤谋求对话，这在古典文学中绵延不绝，形成了稳定的传统。陆游的《入蜀记》，记录诗人赴蜀沿途看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万象，还不断引用李白、杜甫等前代诗人的诗文，结合现实的所见所闻，将阅读经验同旅行体验加以比照考证，堪称“读行合一”的典范。

　　在“以文录景”之外，还有“以书寻景”。元代地理学家周达观远涉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以8000余字凝练的《真腊风土记》为墨，将高棉古国的文化历史悉数镌刻。神奇的是，500多年后，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正是循着该书的指引，在热带雨林中重新找到了吴哥窟遗迹。他为此撰写了《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将柬埔寨文明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向世界打开了吴哥窟神秘而华丽的大门。一次旅行引发出另一次旅行，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跨时空、跨文明的神奇对话，印证了读书和旅行彼此之间的触发与转化。

　　“以书寻景”不仅是文人和探险家的专利。对普通人而言，一次旅行的冲动，很可能缘于一本书甚至是一个词语、一个微小而闪光的意象。书籍好比是风向标，一旦标明美的位置，它就化为一枚磁针，强势而持久地吸引着一颗颗萌动的心，让他们透过文字，洞察世间的精彩，产生亲自走一走、看一看的冲动。带上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到泉城体验它的活泼与鲜明；带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立足古迹之上揣度作家的生命感思……此刻，书籍便化作了连接风景与心灵的桥梁。

　　最近，我读到很多非虚构的旅行文学作品，比如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等。作者不仅在背包内特意放置与旅行地相关的图书，还依靠丰沛的思辨能力，将自己置于风景的历史文脉之间，从漫长的历史信息中寻找同路人，让先贤的文字记忆同旅行者的个人经历实现对话。

　　这便带出了一个问题：带一本书出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很多人会说，带上一本书，旅途便不孤单，书籍能够增强场景的代入感，让旅行更具深度。更重要的是，带上一本书去旅行，可以看清风景的每一寸褶皱，更能清晰地洞察自己的内心，使精神与想象得以澄明。精神的成长，正是读书和旅行给予人的丰盈收获。

　　今天，“带一本书去旅行”已经从个人情怀演变为热门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文旅热”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2024年，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的短剧《我的阿勒泰》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带火了新疆旅游，彰显出文艺作品对地方文旅经济的强大影响力。以书籍为媒，越来越多的人尝试把抽象的文化基因注入具象的风景坐标，使旅行从“看风景”升华为“读风景”乃至“塑人格”，在文字与实景的互文中实现了对“诗和远方”的双重奔赴，完成了对世界与自我的深刻理解，这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衍生出的时代新意。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