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小说《长安的荔枝》作者）

　　在谈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块砖头。

　　197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亳州元宝坑村的曹氏宗族墓里，发现了一大批东汉末年的铭文砖。其中有一块大砖，断代时间为东汉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其上赫然刻有26个字：“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

　　熟悉汉末历史的人，读到这里会悚然一惊。这句话实在太熟悉了，14年后的光和七年，张角三兄弟高高举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掀起动摇整个东汉王朝的黄巾起义。

　　我在年轻时沉醉于三国文化，觉得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深入研究历史后，我意识到风起云涌的背后，是“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的沉重。但这些描写毕竟还是太宏大了，兆民也罢，万姓也罢，都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直到我看到这一块砖，才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渺小个体的痛苦。

　　一叶知秋，像这样的人，在东汉末年不知还有多少。这块砖头真是一个绝妙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三国乱世的开启不单单因为那些英雄人物，或许还有一个亳州小砖瓦匠的愤怒。这一个小人物就像长江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水滴都有着同一种愿望，向着同一个方向移动，那便可以汇聚成大江大河，形成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潮流。历史的走向，终究是由广大人民的意志所驱动。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民史观。

　　我有一次教儿子背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突然想到：我们往往关心“妃子笑”的前因后果，对于“一骑红尘”却少有关注，从来没人关心荔枝具体是怎么运过来的。《后汉书》里倒是有记载，汉和帝时岭南进贡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这一段描写关注到了荔枝运送的艰辛，但视角仍不够细节。

　　我之前做过10年的上班族，所以习惯性地以一个办事人员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运送荔枝总要有一个具体负责的官员吧？他在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时，该是什么心情？整个计划要打多少预算？协调多少个部门？运送路线的设计怎么论证？荔枝保鲜的科研报告该如何写？物流调度又该何时落地？我惊讶地发现，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真是一桩无比繁琐的任务，稍稍模拟一下，脑袋就感觉要爆炸。可想而知，当时具体负责这件事的官吏，得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长安的荔枝》的故事，即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起初我并没有太大的想法，只是想纯粹写一个古代上班族的轻喜剧。

　　一颗小小的荔枝，就这样撬动了一个官员的际遇；一个官员的际遇，又引发了更多人的命运变化。倘若我们用人民史观的逻辑来思考岭南贡荔枝这桩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它不该只是一个运送荔枝的简单故事，而是切入社会肌理的一次尝试。

　　我创作历史小说一直秉持着三个原则：大时代，小人物，深切口。所谓“大时代”，是要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的某种特质；所谓“小人物”，是要从最底层的视角自下而上，去审视这个大时代，如此才能看清许多问题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广泛的艺术感染力与共鸣；所谓“深切口”，即专注于一事一人，题材收窄，视角深入，直抵其本质，集中笔墨于典型事例、典型人物。《长安的荔枝》的创作过程，即是遵循这三个原则，次第展开思考。于是它也从最初的上班族工作日志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茅盾先生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里曾指出：艺术虚构不是向壁虚造，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史料，对历史事实的本质有了明白认识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虚构的。这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极具指导意义。我们只有秉持人民史观，正确认识历史本质，才能创作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