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守永

　　我与Hill Gates（中文名葛希芝，我们习惯称呼“葛老师”）教授认识已经超过30年了，1994年她陪同丈夫Arthur Wolf（中文名武雅士）教授来北京考察评估人类学民族学机构，就相互建立了学术联系。葛老师以研究中国的性别、缠足、女性劳动以及经济转型、贡赋制和小资本主义而知名，在这些领域，她的研究具有某种开创性，她的著作《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四川的缠足与女性劳动》《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和麦吉尔大学宝森教授合著），在中国研究领域独树一帜。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基于系统的甚至是跨区域性的扎实经验研究（微观研究），而非一般性的基于小社区经验的民族志观察和推导，与宏观的理论分析相结合，提出原创性的解释和阐发。她把中国的“经验”和人类学的分析，上升为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论述，与其他区域性研究提出的理论或范式进行学术互动和对话。因此，葛老师在学术界的贡献和名声，完全没有被她的夫君武雅士教授所遮蔽。

　　葛老师和武雅士夫妇是中国通，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友好使者。据我所知，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每有中国人类学者到访斯坦福大学，通常会在他们宽大的家里留宿，我虽数次到访加州都没有这样的机缘，不免有小小的遗憾。和《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一样，《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无论书名还是主题都非常有吸引力，“小资本主义”（Petty Capitalism）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是非常迷人的词语。但是，和阅读《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的感受不同，这本书要真正读下去、读明白，甚至读出味道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其一，本书不具有典型人类学著作的特征，时间跨度近千年（960—1949），这不是人类学者可以亲身体验和参与观察的时间范畴，而要像历史学家一样，回到文献历史里去“观察”。这很像她的老师埃里克·沃尔夫的作品《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葛希芝将人类学的经验研究、微观观察与局部“透视”和宏观的、带有“趋势性结论”的历史研究，融会贯通，体现出了人类学研究并不多见的历史视野，像历史学家一样收集、挖掘证据和证据链，在人类学视野中提出问题，形成理论。因此，《中国马达》一书属于典型的历史人类学写作。

　　其二，从全书的结构和体例看，学术焦点似乎很分散。除了第一章导论和第十章结论外，第二到第九章分别为“贡赋制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之中的运作”“城市与空间”“宗族：国家与家户”“宗族：世系群”“嫁妆和聘礼”“民间意识形态：统治者与老百姓”“民间意识形态：女人与男人”。这些章节的内容之间，并非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而是“各自为政”。它们是如何相互呼应进而构成一个整体体系的呢？对一般读者来说，只有细致集中阅读，形成连续性的思考，才能总体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目的，体会作者的学风。然而，本书的篇幅超过400页，而其中的学术史知识点又太多，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代人类学家都有涉猎（初步统计有超过300位学者的论述），这么多的学者和他们的观点，的确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也容易产生阅读疲劳。

　　葛老师在本书中要解决两个问题（目标）：第一，劳动的控制与雇佣，与国家“生产体系”之间的关系/平衡（即作者所谓的为了国家目标而分配的国家资源的内在逻辑之间所维系的微妙平衡）；第二，劳动的控制与雇佣，与市场的关系/平衡（即作者所谓的通过市场交换家产的内在逻辑之间所维系的平衡）。葛老师主张，中国社会形态、文化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贡赋制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张力（互动），她对中国自宋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区域发展、宗族和亲属关系、女性劳动与性别、民间意识形态等的解读，就是要呈现这些因素在历史上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如果说，两个生产方式的平衡是结构，是骨架，那么人类学家的责任除了揭示整个结构的矛盾和连续性存在外，其主要职责是呈现复杂、丰富的人的因素，即文化和社会的能动性。葛老师认为，长期以来的贡赋制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但小资本主义也同样发展出一整套的思想和行动工具，甚至商业行为和结果。因此，小资本主义就是宋代至清朝的“中国马达”，虽然没有处于“霸权地位”，甚至其行动状态或躲躲闪闪，但它塑造了中国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证并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经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和认识中国的贡赋制模式。

　　1968年，葛老师来到中国台湾做研究，用参与观察的方法“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她从人类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细节”入手，体验、观察普通人如何谈论这些细节，通过这些工作，试图寻找形塑这些细节和话语的文化与政治经济模式。30年以后，她扩大了自己的田野空间，在四川、陕西、山西等地对女性文化进行调查，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终于进入到“历史范畴”。她提出，中国社会在宋代就发展出了“现代性”的早期形式，即朝贡生产方式。在朝贡制下，发展出的这种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被那个裹挟性的、无所不包的支配性模式所限制的，因此是不充分的市场实践，所以只能是“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她认为，在朝贡制之下，国家通过税收以及官营经济去维持国家的各种运转，以士大夫的官僚体系掌控了朝贡制的运作，儒家正统思想的“忠”“孝”观念成为朝贡生产方式下交换逻辑的最高价值。那么，国家通过什么手段来保证朝贡制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正常运行呢？葛老师认为，朝贡体系是一套古代中国社会创造出的经济模式，除了通过国家暴力、意识形态和道德劝说外，自明代起，中国社会还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手段，即严密控制人们和土地的关系、家庭间的关系以及宗法制下的性别关系。

　　篇幅所限，这里无法系统评述葛老师的“小资本主义理论”。不少中国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葛氏学说”，认为以中国社会的丰富地域性和多样性，此说是否有削足适履之嫌疑呢？但从我的角度看，“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解释范式，特别是其作为“马达”的作用和意义，的确可以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性认识把握。我个人就曾多次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文化工具，也是“小发动机角色”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