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不久前，“啄木鸟文丛”推出师力斌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中国文联出版社）。师力斌的这些批评文字以“新媒体时代”为总体背景，彰显了一个批评家在新媒介形势下的思辨能力与言说能力。作者意识到，数字化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已经降临，我们必须正视新媒体给诗歌阅读与写作带来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电子科技、速运网络、人工智能、电子羊、仿生人、写诗机器人的讨论方兴未艾。如何在新的媒介语境中，探讨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及其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恰恰是进入诗歌表盘内部的人，成为深究内在机制的勘察者、探询者、解剖者、诘问者。

　　因为在期刊工作的原因，师力斌长期深入驳杂的文学第一现场，视野延伸到选本、活动、新媒体、大众文化、文学传统之中，关注对象涵盖诗歌、小说、评论以及非虚构，由此可见一个批评家的开阔视野。

　　在师力斌的文学批评生涯中，诗歌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这从《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一书中可以得到有力印证。就诗歌批评与研究而言，师力斌不只是对娜夜的诗歌以及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安琪的长诗集《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进行了精准的个案批评和文本细读，而且延伸到新诗的标题、形式、自由体、音乐性、写作难度以及大众化、媒体传播等问题，对其进行了深入剖析。众所周知，在100多年来的新诗发展进程中，诗歌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对诗歌史叙事以及诗歌史写作起到了塑形作用。作者注意到诗歌选本的重要性，围绕《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新世纪诗典》《北漂诗篇》等，对诗选的构造、特点、作用进行了详细而精准的分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17年开始，他与安琪连续7年合编《北漂诗篇》，将眼光投注在大众诗人身上，使得批评家的现场介入能力、文本细读能力以及浸润其中的人文情怀得以凸显。

　　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已经是老话题了，甚至仍有人会习惯性地强化其天然具有的互斥性。实际情况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实践还是文学的阅读、写作、译介、评价过程中，往往具有交叉性和共通质素，只可惜这两种话语的融合与对话在中国诗人这里经历了长期的搁置。难能可贵的是，师力斌能够从传统与现代对话的角度重新梳理和甄别、辨析新诗与古典诗词的问题，《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杜甫与新诗的现代性》《从古典诗学传统看新诗批评的建构》等文章既有建构性，又有启示性。在以杜甫为代表的诗歌传统的参照下，师力斌从好诗标准、正大与细小、载道与言志、真实与时代、继承与创新、格律与自由、实验与分寸感等方面鞭辟入里而又深入浅出地予以论证和阐释，对新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可信、可行的解决方案。

　　作者这些立足于传统的批评文章，将传统和现代作为一个“精神共时体”来对待，二者具有精神化的“时间结构”和“共有空间”。既然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是共时体的结构，那么“同时代性”就成为考察诗人的重要依据。在此前提下，杜甫就不再是一个古代的诗人，而是一个时时发挥效力和精神引领作用的“当代”诗人，正如师力斌在《杜甫与新诗的现代性》一文中所强调的：“杜甫既是古典诗歌集大成的诗人，也是一个新诗人，是自由诗人，是先锋派，是实验诗人，是需要重新打量、研究、继承的最重要的中国古典诗人。只有在‘诗’这个前提下，新诗古诗二元对立的思维才会被打破，才能在诗的意义上重新讨论新诗的现代性问题。”

　　无论是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生产以及传播的变化、传统与现代性关系，还是文学的思想力、小说的可能性以及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师力斌都通过典型案例、典型现象予以详细的论证与剖析。他的文学批评印证了一点，只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才能够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而每一个时代都期待着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