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斌

　　画家张大千早年以善画工笔仕女和菩萨法相的佛教人物而著称，这与他曾经在敦煌潜心临摹历代壁画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1941年3月，张大千偕儿子张心智、侄子张心德和工匠等数人，风尘仆仆来到向往已久的大漠风沙中的敦煌，在莫高窟中开始了历时两年多的临摹历代壁画生涯。1943年3月，留法画家常书鸿回国后受命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行六人风雨兼程赶往敦煌。张大千闻讯，特意派儿子和侄子专程迎接。

　　1943年，张大千（右14）与常书鸿（右12）等在榆林窟合影

　　此时，张大千的临摹工作已接近尾声，他为常书鸿安排好住处，还亲自下厨，为远道而来的常书鸿接风洗尘。两个月后，张大千行将离开敦煌，毫不吝啬地将自己搜集、整理的有关敦煌的调查资料、考察记录和研究成果留了下来，供常书鸿后续开展工作时参考。临别时，张大千握住常书鸿的手，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走了，你还要在这里无穷无尽行使研究和保护之责，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无期的徒刑呀！”随后，将一幅“藏宝图”，悄悄交到常书鸿手里，叮嘱他等自己离开了再打开。

　　大漠孤烟中，望着张大千一行渐行渐远的背影，常书鸿好奇地打开纸卷，原来是张大千亲笔手绘的一幅《莫高窟月牙泉蘑菇分布图》，上面还详细标明了采摘蘑菇的地点、时间和数量。常书鸿细细看完，不禁一阵感动，因为地处戈壁的莫高窟，食物特别匮乏，蔬菜极为罕见，张大千将自己发现的蘑菇分布方位，以示意图的形式告知常书鸿，就是让他们能得以改善伙食。对于张大千的贴心馈赠，常书鸿很是感动——张大千留给他的不啻是一幅沙漠“藏宝图”。

　　常书鸿后来按图索骥，寻找到了蘑菇，从此隔三差五地吃上蘑菇，心生感激地说：“我常常思念赠送给我蘑菇图的张大千先生。我也从此喜爱画蘑菇，并赋打油诗一首：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从此开始了长达四五十年保护敦煌的漫漫岁月。

　　因为敦煌，张大千和常书鸿相识、相交，并结下了深厚情谊。张大千虽然离开了敦煌，但他对敦煌的感情、对常书鸿的关心，却并未因此而减弱。1947年，张大千听说常书鸿在敦煌研究中缺少参考文献，便委托“师妹”李承仙（其二伯父李瑞清是张大千的恩师），将一套自己心爱的、日本学者松本荣一所著的《敦煌画研究》，转交给常书鸿和他的研究所。常书鸿收到后，看到张大千在书上用朱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感佩不已。常书鸿与李承仙结婚时，张大千又精心创作一幅《嘉藕图》，祝贺他们的秦晋之好。

　　1948年7月，甘肃省参议会控告张大千“借名罔利，破坏敦煌古迹”，甚至有参议员要求严办张大千，以儆效尤。他们列出“张大千十大罪状”，其中包括“破坏壁画、大量窃取、买卖壁画”等内容，并将这些“罪状”以通告发送至敦煌研究所，要求他们将张大千在敦煌的“犯罪事实”如实上报。

　　常书鸿收读后，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亲自为张大千作证。面对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的责问，常书鸿仗义执言：“说什么‘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纯属子虚乌有，我是毫不晓得！”并写了一篇《沙漠中寂寞的工作者——张大千是何许人也》的文章，联系报社，为张大千一一澄清。在常书鸿等人的作证下，张大千的“十大罪状”最终被全部推翻，相关部门经过详细调查，亦作出了“张大千在莫高窟并无损毁壁画情事”的结案结论。

　　1980年，常书鸿从德国访问回国后寓居北京，给侨居海外的张大千专门写了一封信，托张心智（字亚夫）赴美后转交给张大千。信中写道：“敦煌告别已匆匆卅七年矣……回首当年不胜依依怀旧之情……老兄忠于绘事老而弥笃，闻之深为欣慰……看到寿辰与你的彩色照片，看到你长发美须气象万千，故友无恙不胜欣慰……昨天，亚夫弟自西北来京，知有美利坚之行，父子团聚三十余年久别之后，闻之不胜雀跃。因托带此信，希以大陆艺坛事业为重，早日耑返……”随信还附呈了他们夫妇的书作《敦煌的艺术》一册、敦煌彩塑敦煌画片五套，表达了自己对身在异国的张大千的思念之情，以及盛邀他回国的殷殷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