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

　　唐代白居易写给朋友元稹的长信《与元九书》是一篇名文。在信中，白居易滔滔不绝地宣讲“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大道理，陈述自己写作《新乐府》等讽喻诗以复兴诗道的苦心，态度煞是严肃。然而信中却有如下妙文：“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颂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前一事说高姓节度使看上一歌妓，欲娶回家中。歌妓嫌聘礼少，讲价说：我是能吟诵白学士《长恨歌》的，怎可当寻常歌妓对待！节度使只好多掏银子。后一事说白居易贬江州时途经襄阳，参加一个宴会。大约是有什么重要宾客，主人邀集一群歌妓娱宾，那些姑娘从稠人广众中认出白居易（请注意：主人是“娱他宾”，白居易不是主宾只是陪客），指指点点：看啊，那位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哦。

　　由此想到，不管白学士是如何铁肩担道义地呼吁复兴诗道，身体力行地大写美刺比兴的“讽喻诗”，闾里百姓恐怕还是喜欢听着凄婉煽情的《长恨歌》《琵琶行》掉眼泪。岂止是百姓，多年以后，唐宣宗在祭吊白居易时也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连皇帝都忘了“诗教”呢！

　　白居易说起他散播在市井的诗名时看似有点矛盾，一方面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遗憾百姓不能像他自己那样看重为时为事而作的讽喻诗，另一方面对《长恨歌》等在民间的流传也不无得意之态，向元稹说到在歌妓中的知名度时简直带着几分炫耀。

　　其实白居易是个聪明人，他很清楚任何教化都应顺应人情，“诗教”尤其要摸准读者心理。即以《长恨歌》为例，虽然作者宣告他的写作意图是“惩尤物，窒乱阶”，要让统治者从中汲取荒淫亡国的教训，但该诗写作时却运用了许多“大众文化”因素：讲的是百姓不熟悉而又艳羡的帝王后宫故事，三千妃嫔，烘云托月地捧出一个美妙绝伦的佳人，这要吸引多少眼球啊！佳人享尽皇家风光后落得个“宛转蛾眉马前死”，烽火连天，红颜成尘，大起大落的命运悲剧赚尽读者眼泪！深谙受众心理的白居易，再来上一大段皇帝的伤心断肠，最终以“在水一方”的凄迷与阻隔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或听众）的悲剧心理：那样一个美丽女子，让她死后升天，道德家不满意；下地狱，老百姓不答应。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是最好去处，长相思而永不相见是最好结局。看看这故事模式，这“煽情”手法，我们在今天种种大众文化中，不是也找得到相似的面孔吗？

　　《长恨歌》作于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他与陈鸿、王质夫等朋友同游仙游寺，谈玄宗杨妃事，陈鸿作小说《长恨传》，白居易作《长恨歌》。近现代多有研究者认为《传》与《歌》在传播过程中很可能配套流传，其形式类似唐代由佛教寺院流行开来的通俗说唱文学“变文”。变文韵散组合，主旨是宣传佛教经义，以散文讲故事（佛经故事，后来也拓展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再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内容。说唱结合，生动宛转，颇受闾里百姓欢迎。如果《长恨传》与《长恨歌》当年真是像“变文”一样传播，艺人、歌姬边讲故事边演唱（其场景可脑补今天还活跃的苏州评弹、京韵大鼓等说唱艺术），那就更是一种最合“人情”的“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