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人们多叫我作家，我更喜欢的是有人说我是军旅作家，因为我首先是一名军人。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数十年来，我专注于历史题材的非虚构写作，除了《天著春秋》《1901》《1911》等古代、近代史作品，我还写有“当代战争系列”，后者主要由4部作品构成：《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的后记中，我曾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读者为什么要读这部书？战争与和平是人类面临的两种主要生活形态，和平的景象保留在不少音乐、诗歌和绘画中，但翻开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历史书籍，令人感慨万千的文字很多都是在记述战争。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更新、断裂、再生和绵延。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场景以及历史变迁中各式各样的生命状态，鼓荡起我的写作激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战争之一。我一次次书写中国革命战争，不是为了揭秘，也不是为了梳理战史，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中国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所展现出来的不屈的血性、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给我深深触动，他们也成为我书写战争历史的动因所在。那些为革命事业献出青春和生命的官兵，值得今天的我们铭记：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有过如此优秀的儿女，记住我们这支军队有过如此不屈的精神，记住他们与我们血脉相连。

　　百姓的亲骨肉，人民的子弟兵，这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称呼。写《解放战争》时，我采访最多的，是当年推着小车支前的民工。在沂蒙山的山风中，在中原村落的柳荫下，曾经意气风发的他们如今已白发苍苍，但说起当年，个个精神振奋，情深之处，眼含泪花。解放战争期间，后勤部就是百姓家。淮海战役数十万官兵吃的、穿的、用的，甚至包括裹尸布，都是贫苦百姓无偿奉献出来的。在通往前线的密如蛛网的小路上，运输物资的支前小车，犹如一道道细流，汇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场上，我军投入兵力约60万，但支前民工竟达500万之众。翻遍古今中外的战争史，哪支军队能有如此强大的后勤支援？

　　书写革命战争史的过程中，我始终将革命英雄主义定为创作的精神主调。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没有英雄主义的心灵，是苍白的心灵。中国革命战争史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

　　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抗日战争》这部作品，是我的“当代战争系列”中篇幅最大，也是写作最为艰苦的一部。为了写好这部书，梳理档案、采访当事人、勘察战场和伏案写作，我整整用了15年。

　　一切付出都值得，因为抗日战争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历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争相互配合，第一次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面对强敌，中华民族终于坚定地、不惜一切地说了“不”字，这片国土上始终响彻“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不屈呐喊。

　　小时候，我的母亲会从房梁上小心翼翼地拿下来一本很旧的家谱，认认真真地告诉我，我们家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母亲会这样做？道理很简单：知道自己“家谱”的人活得踏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也应该有一本精神图谱。拥有一部可歌可泣、凛然风骨的精神图谱的民族，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我们这些历史的书写者来说，所谓精神图谱，就是“文以载道”的“道”。我书写战争，书写历史，根本上是为当代中国而写，特别是为当代中国青年而写，为的是更好赓续我们民族的精神图谱。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发展由两轮构成，一个是物质发展的轮子，一个是精神发展的轮子。这两个轮子不仅要同时存在，而且还要同步。但现在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在推独轮车，少了精神之轮的承载。在物质极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不能精神上缺钙。我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高举着前辈们的信仰旗帜，秉承着前辈们的品格与风骨，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一定更加辉煌壮美。

　　（作者为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