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写故事的人都忌讳平淡无奇。但我们设身处地想想，那些故事中的人物，他们喜欢冲突、磨难甚至牺牲吗？

　　在营救杜立特突袭队员的行动中，有惊险和战斗，比如7号机；有曲折和艰难，比如15号机；有身陷囹圄和被难，如8号机、16号机。

　　但也有平淡无奇，比如10号机、12号机。他们在并不适当的时候，降落到适当的地方。

　　当站在千岛湖畔，面对绿岛和万顷水波，我们感觉到所要追寻的情节和人物，都已经像遂安县城一样，沉入湖底了。它们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有时浮上水面，但转瞬即逝。

　　新安江万古奔流，但到了1955年，它被截流了。那个后来被称为千岛湖的水库，淹没了浙江遂安、淳安两县大片土地，29万人被移民。当时的说法是：“多带新思想，少带旧家具。”

　　遂安县城狮城，如今正静静地躺在30多米深的水下，与其相伴的还有贺城、威坪、港口和茶园等古镇。

　　当地老人回忆说，狮城距离截流大坝较远，城里人根本想不到大水会来得那么快，根本就没来得及搬东西。

　　那些民国档案肯定是搬了，至少是搬走了一部分，要不今天在淳安区档案馆，就什么也查不到了。

　　据说，在狮城北门后山上，曾经悬挂过一口古钟，重达1500公斤。古钟为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年），由遂安洞神宫道士黄智元所筑，击之声闻十里。抗战时期，古钟曾用来敲响空袭警报。当杜立特突袭队的B-25飞临上空时，遂安人显然没把它们误当作敌机，因为人们没听到钟声，只听到山野间搜寻者们的脚步。

　　据原淳安县县长沈松林、遂安县县长高德中之子高柏英20世纪80年代回忆，1942年4月18日，即B-25轰炸机飞临中国的当天深夜，两县县长都接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急电，要求尽快采取行动营救美国飞行员，两县立即组织了自卫队员和警察上山搜索，遂安还把中学里一位教英语的教师请来。那位教师边走边喊：

　　“请盟军放心，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战区！”

　　10号机的成员均来自第89侦察中队，成员有驾驶员理查德·乔伊斯、副驾驶罗顿·斯托克、领航员兼投弹手贺拉斯·克劳奇、投弹手埃尔默·拉金和机枪手埃德温·霍顿。他们轰炸的主要目标是位于东京南端的日本特殊钢铁公司。

　　从大黄蜂号上起飞1个半小时后，乔伊斯就迎见了日军一架双引擎巡逻机。“它立刻冲出云层来追击我们。我加大马力把巡逻机甩在了后面，它并没有向我们开火，但我肯定它认出了我们是敌人。”乔伊斯回忆说。

　　当轰炸机飞临目标上方，正准备投弹时，乔伊斯看见有一艘航空母舰正从横须贺基地驶出，接着便开始向他们开火。乔伊斯一边躲避，一边下令投弹。炸弹击中了一个码头、一栋工人宿舍和日本铁道部供应局的服装厂，9栋16个单元的建筑被夷为平地。

　　这时，有9架敌机出现在轰炸机的上方。乔伊斯面临上下夹击，他把飞机拉高并加速至每小时330英里，机枪手霍顿不停地射击，以阻止敌机贴近攻击。敌人的机枪子弹射穿了轰炸机左侧的机翼。

　　乔伊斯通过不断拉高和降低飞行高度，终于摆脱了敌机。但飞到相模湾时，又遭遇地面防空炮火和3架战斗机的缠绕攻击。乔伊斯再加大马力并以每分钟2000英尺的速度把飞机拉高……

　　领航员克劳奇说：

　　“当飞抵中国时，天气很糟。漆黑的雨夜，只能隐约看见下面是山区，根本找不到可以着陆的地方。”

　　“乔伊斯用对讲机对大家喊话：‘我认为油最多还能再飞一刻钟，看来必须弃机。霍顿先跳，然后是拉金、克劳奇和斯托克。’他又特别叮嘱拉金：‘注意等霍顿跳出之后，你再打开舱门，以免碰到霍顿。’”

　　“最后乔伊斯喊道：‘跳吧，伙计们！我们衢州见！’”

　　“接着，霍顿高声应道：‘谢谢，长官！我跳了。祝大家好运！’”

　　“对于这个机组中年龄最大，平时又很腼腆内向的机枪手，突然这样大喊一声，真让大伙儿吃了一惊。看来从‘大黄蜂’号到中国这14小时的经历，对他触动太大了。”

　　10号机毁落于遂安县连岭语源塘。

　　天亮时，降落在巧塘的一名飞行员被当地村民发现，当即护送到鲁村保长詹时扬家。村里很多赶来看热闹，明知说什么飞行员也听不懂，大家还是热情地打招呼。为避免打扰，詹时扬将飞行员引入客厅。飞行员抬头看见墙上所挂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顿时面露笑容。

　　詹时扬正陪飞行员喝茶，忽听外面又传来一阵喧闹声，出门去看，原来是枧头村保长王理纯带了一名飞行员过来。两位飞行员一见面，紧紧拥抱在一起。

　　有人把小学教师詹百一喊来，想通过他问一些情况，但詹先生仅能认识一些英文单词，口语根本不行。但通过詹百一，他们总算弄清了飞行员是美国人。

　　主人备好酒菜，并留王保长陪客。谁知饭菜端上来后，飞行员什么也不吃。詹时扬便叫家人拿几个鸡蛋出来，当着飞行员的面煮熟了，递给飞行员，飞行员接在手里自己剥壳，每人吃了两个。

　　这两名飞行员就是克劳奇和霍顿。

　　倒数第三个跳下的克劳奇，着陆之后先爬上一个小坡。他感到很冷，想盖上降落伞睡一觉，但降落伞缠在树枝上，怎么也扯不下来。

　　天明之后，他来到一个村庄，手拿地图向村民问路，村民们也不问他是谁，便把他带到了保长家。

　　午饭后，詹时扬派人把飞行员护送到乡公所。乡公所工作人员汪小榜能说几句英语，通过对话，得知正是县里要求营救的美国飞行员，当即派自卫队员送往狮城。

　　克劳奇说：

　　“我从云层里出来，瞬间在一个陡峭的斜坡上落地。我站不起来。已经14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我解开安全带……我穿着梅·韦斯特救生衣，我把它脱下来，做成一个小床垫，然后盖着夹克躺下。”

　　“外面下着雨，天气很冷，我只能睡一小会儿，醒来时冷得浑身发抖。”

　　“下了山，我走进一个村庄。村民们把我带到保长那里。我拿出地图，告诉他们我要去哪里，保长给我派了一个向导，我们就出发了。当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时，一个中国人跑出来，把我带到一所学校。那里有一个美国飞行员正在看书。那是霍顿。”

　　“这些村民像搭积木一样地组装了一个轿子，前面挂上蓝色的布帘。每顶轿子由4个抬夫抬着，抬夫走累了，护送我们的士兵就到田里再叫几个来。”

　　当天，巧塘村民上山割草，捡到了降落伞，背回来交给了村里。飞机残骸在啸天龙找到，由县政府派人守护，等待军方派人前来拆卸。

　　与此同时，遂安派出的自卫队员和警察也有收获，他们找到了3名飞行员。

　　这样，到4月19日中午，遂安这边已经营救了6名飞行员。

　　飞行员当天下午被接到县政府，通晓英文的县长高德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见飞行员衣衫又脏又湿，便给他们每人分发了一套中国军服。宴请过后，高德中又请来医生为他们查体疗伤。

　　之后，12号机组4名飞行员也被送到了狮城。

　　12号机坠毁于江西省婺源县梅林乡的江北湾上，但飞行员跳落到了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歙县。

　　机组成员有驾驶员威廉·鲍尔、副驾驶赛德·布兰顿、领航员威廉·庞德、投弹手瓦尔德·比热尔和机枪手兼机械师欧摩·杜奎特。

　　在大黄蜂号航母上，“行贿”的美金曾经瞄上12号机。

　　“突袭东京行动中我最鲜活的记忆之一，就是一群人为了能去送死，愿意每人支付150美元。这些人用上了他们所知道的所有方式，想要挤占轰炸机上的一个席位。”布兰顿说，那些手里挥舞着大把钞票的候选者，没有一个得逞。

　　12号机的轰炸目标是横滨造船厂。临近造船厂时，他们发现空中遍布防空气球，于是改变目标，准备就近轰炸小仓炼油厂和码头边边的一个大仓库。

　　找到目标后，鲍尔下令比热尔投下了第一颗炸弹。但他们炸中的是日本石油公司，摧毁了6根地下输油管道。第二枚炸弹落在了通向码头的两根铁轨上。另外两枚分别击中了昭和电器厂和日本钢管厂。

　　投下最后一颗炸弹后，12号机保持着极低的高度，快速离开那片水域。但鲍尔马上意识到，这样飞行燃油会很快耗尽，于是他把油门杆往回拉了拉，将速度降到每小时140公里左右。

　　“就在我们将航线调整为飞往中国时，天气开始恶化。我们陷入困境，不过幸运的是遇到了顺风。”鲍尔在报告中说，“我们在约10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了六七个小时。我们明白，当我们飞越日本最南端后，我们就有机会活下去。”

　　当仪表盘上的红灯开始闪烁时，鲍尔命令跳伞。这时飞机仍在8000英尺的高空，飞行姿态调整得也很好。跳伞很顺利，只有比热尔忙中出错，他的伞包突然爆开了，必须重新把降落伞包好。在机舱里就把降落伞打开了，不过耽误的时间不长。

　　鲍尔以为他们跳伞的地方离衢州机场只有几英里，其实有100多公里。

　　“这是我第一次被丝质降落伞挂着向中国大地飘落。当我的双脚触及地面时已经接近午夜，此时距离我们起飞已经过去了15个小时。雨下得真大，真是个悲惨的雨夜，好在我还活着。疲惫不堪的我卷起降落伞，在一棵灌木下沉沉睡去。当我醒来时，我发现了我的队友。当地的中国人和10号机机组成员一起接应我们。”鲍尔回忆说。

　　飞行员降落的地方，为位于遂安县西南方的铜山村、荷家坞村和窄坑村附近。

　　机长鲍尔被村民们带到枫树岭，接着庞德、布兰顿、比热尔也被村民送到这里。他们在枫树岭住了一晚。

　　杜奎特降落在荷家坞砚家村附近一个名叫显眼谷的地方。他腿部受伤，在茶园里坐着。村民王木寿发现了他。见他走路很困难，王木寿和其他村民一起自制了一个滑竿，把他抬到家中。

　　王木寿的母亲胡满英和村民汪耀香一起照料杜奎特，帮他擦洗、包扎伤口，做饭给他吃。19日晚，杜奎特就住在王木寿家。20日早晨，杜奎特被村民抬到枫树岭与鲍尔会合。

　　当飞行员到达遂安县城时，发现有7名同伴已经在那里。

　　高德中与10号机组、12号机组成员合影留念。两个机组总共应该有10名飞行员，但从照片上看，只有8人；如果是飞行员负责拍摄，也只有9人。

　　遂安县分两批将飞行员送到衢州。第一批4人，22日中午到达；第二批5人，23日到达。但10号机驾驶员乔伊斯一直没有消息。

　　乔伊斯降落在浙皖两省交界处的连岭语源塘。当他还飘在空中时，眼见自己的飞机撞上了山崖，爆炸起火。他的心里十分难受。

　　次日早晨，不再下雨，周围仍是雾茫茫的。当雾气收敛，可视度提高时，他开始寻找飞机。他看清降落的山冈高峻，山崖陡峭，不由得捏出一把汗来。飞机就在一公里外的地方，攀过悬崖峭壁，需4个小时才能到达。他爬到飞机旁时，已有一些当地人在烧毁的飞机残骸里寻找东西，他向他们打招呼，让他们明白，他是中国人民的抗日盟友。

　　（王国林：《1942：轰炸东京》）

　　乔伊斯来到安徽省歙县石南乡（现狮石乡）杨柏坪山顶，被社公坪山顶村村民杨德裕发现，便把他带回家中住了一晚。第二天，杨德裕和杨柏坪村村民谢云来一同把乔伊斯送到狮石。因石南乡离歙县县城较远，乡公所经请示后，将乔伊斯就近送往淳安。

　　到达重庆后，10号机组、12号机组部分飞行员留在了中国。

　　1942年6月2日，12号机机枪手加奎特与麦格尔、加德纳同机参战，飞机在缅北被击落，3人同时牺牲。

　　1942年10月18日，10号机投弹手拉金在随格雷机长执行驼峰航线运输任务时，因飞机失事光荣牺牲。

　　1942年4月2日清晨，当特遣队驶离旧金山时，很多飞行员都跑到了甲板上，向祖国告别。当晚，拉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通过雄伟的金门大桥时，我们在想是否能再次看到它”。他果然再也看不到了！

　　在浙江常山前山坞村，有一位名叫徐开亮的村民，外号叫“美国人”。

　　1942年4月，父母带他去遂安枫树岭串亲戚，碰上了一位获救的美国飞行员。飞行员抱起他亲了亲，于是他就成了“美国人”。这个外号一直跟随他一辈子。

　　抱他的美国飞行员，就是鲍尔。

　　回到美国后，鲍尔也有了孩子。他准备等孩子长大后，再向他讲述一个中国孩子的故事。不想有一天，孩子捧着一本书，问他：“你曾经轰炸过东京？你到过中国？”

　　那天晚上，鲍尔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向儿子吉姆完整地讲述了一遍。从此，吉姆记住了两个地名：遂昌、衢州。他渴望有一天，他能够到那里看看。

　　2017年10月，吉姆和夫人终于来到中国。在接受采访时，两人都穿着杜立特行动75周年纪念文化衫，文化衫前面的图案为一架B-25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后面印有16个机组全部成员的名单。

　　吉姆告诉记者：“离开中国后，父亲回美国短暂休息后，又作为同样装备B-25的第428轰炸机中队的队长前往英国。他在英国一直待到盟军登陆北非。之后，他又率队到了北非，并在那里一直战斗到战争结束。他一生累计飞行长达5300多小时。”

　　威廉·鲍尔1966年退役后，与妻子一起回到家乡科罗拉多州。他们抚养了4个孩子。2011年1月10日，威廉·鲍尔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去世，享年93岁。

　　吉姆说，他也是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成员。“无论是父辈的聚会，还是后代的聚会，中国军民的救援行动，都会是主要话题，每个人提及此事，都满怀感激。而我这次访问中国，也是一次致敬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