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真

　　兵火世难，书籍在劫难逃。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中国计有3744家图书馆，至1937年底，损失达2166家之多，损失图书接近9000万册。而这只是图书馆系统的官方数据，遍布全国的民间私人藏书更是遭遇灭顶之灾，其损失之巨，至今无法统计。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分藏于上海各处的古籍有近2万册。最终，他选择留下。由此有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吴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在上海“孤岛”的前4年，郑振铎耗心力于搜罗访求文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诸同仁抢救下1.5万余种宋元善本、明清精椠；后4年，他隐姓埋名，典衣节食，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隐秘行动，每一个师团均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拟出“接收”（没收）清单，一俟占领，立即展开掠夺。在日军劫掠之后，大量的劫余古籍流散至上海，由于战局动荡不安，贪腐盛行，书画、古籍、古董作为“硬通货”也成为社会各界竞相储财、生财的主要选择，旧书业因此畸形繁荣。

　　虽然名义上是为国家保存文化，但在国家力量暂时缺席的上海租界，郑振铎的文献抢救工作，只能遵循古旧书业的商业规则，以个人名义进行秘密交易，与各方势力巧作周旋。每一次出手，都是非常时期斗智斗勇的博弈求生。他始终处于被“围猎”的危险境地，其行动，其研究，其藏书，一直受到日本军界、情报界、学术界的密切注目。“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又一次次地“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

　　这是一场发生在上海的国际商战，更是与敌伪争夺情报的谍战，归根结底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保卫战。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一书讲述的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暗战，讲述郑振铎在险恶环境中，在多方势力的博弈中，在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抢救保全文物古籍的故事。通过解读日方、汪伪的档案，还有不断公开的私人日记、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录，我们得以走近这场黑暗中的周旋与打斗。

　　烧书以逃死，售书以求生，抢救书籍以抗日，保全书籍以延续文化血脉。郑振铎在尽力抢救民间藏书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记录下个人命运与书籍命运的共沉浮。例如，对于之前常被描绘成唯利是图的书贾群体，郑振铎说：“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8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书贾不仅掩护了郑振铎，也掩护了图书的外运。正是中国书店的杨金华等伙计，将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的近3万册古籍，利用民间商运方式秘密运至香港，穿越军事铁幕，打通了一条隐秘的“孤岛书路”。

　　钱振东《书厄述要》指出：“文化之于国家，犹精神之于形骸。典籍者，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书厄”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造成大量图书亡佚残缺的劫难。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导致的触目惊心的“书厄”，郑振铎坚信：“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他生前经手搜购、抢救、保存的古籍，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图书馆的古籍基本库藏。在他导夫先路的中国俗文学研究、版画研究、文物研究诸领域，今天的研究者们所研究的珍贵文献与文物，许多都是当年郑振铎奋力搜求保全下来的。

　　时隔将近一个世纪，回望这场“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回望抗战时期郑振铎艰苦卓绝的书籍事业，更能深刻体会到它之于文明传承保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