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立文

　　半个世纪，对人生来说足够漫长。它意味着许多当年的老人墓木垂拱，当年的少年鬓发如霜。在如梭的时光里，人们同时学会了遗忘和铭记。

　　1942年，赵小宝是一个19岁的新嫁娘。1978年，他的丈夫麻良水因病去世。丈夫得了胃溃疡，医生一再地嘱咐他忌食辛辣，但他吃辣椒有瘾，怎么也忍不住，病情因此而恶化……

　　赵小宝和儿孙们搬离海岛，在古镇石浦安下了家。

　　据她的长子麻才兴说，母亲一看到把飞行员馈赠的纪念品，眼睛就湿润了，她嘴里还念叨着：“不知他们是不是都平安回家了。”

　　1990年的一天，正在带孙子的赵小宝突然接到通知，说是美国人看她来了。赵小宝先是一愣，接着便泪流满面：“敢情他们还记得我们！”

　　同时她又颇感遗憾：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护送美国飞行员的丈夫，看不到这一切了。

　　“母亲听说当年的飞行员要来，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好觉。”麻才兴说。

　　赵小宝终于见到了美国人。虽然他们并非那几位飞行员，但赵小宝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在她家住过的那5名飞行员，有4人依然健在。赵小宝十分高兴，她想，也许什么时候能再见上他们一面。

　　果然有这么一天……

　　来自大洋彼岸的邀请

　　1991年9月，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领事赵相林收到布莱恩·穆恩的一封信。

　　敬爱的赵领事：

　　你知道，1942年4月举世闻名的杜立特机队在“二战”中轰炸东京，明年1992年是50周年纪念的日子。我想邀请贵国一些勇敢的人士，他们曾在1942年救护了杜立特轰炸机队的飞行员。他们将让美国电视和新闻界一睹风采，受到敬重，并登上明尼苏达亮丽的舞台。我当然会一路伴随。一项建议已送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电视网，当勇敢的中国人与前来明尼苏达州的杜立特轰炸机队飞行员重聚时，它们将跟踪报道。

　　由于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这次50周年的重聚，全美数百万人都将看到。此外，我受委托代表“杜立特轰炸机探险队”（我们1990年的中国考察团），将在1992年3月20日这一天，登上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的希尔顿剧院，你的人民和轰炸机队飞行员将在这个地方亮相。假如总领事王立和你本人能够光临，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你的人民从上海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往返机票，我已安排西北航空公司免费提供。轰炸机队飞行员也要飞往明尼阿波利斯。如果国家电视台要求中美两国团体再到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机票也将提供。在明尼苏达州，你的人民就是我的宾客。除了领取美国入境通行证和护照外，他们不需要什么开支。

　　1990年带领考察团访问中国时，我与你的人民相聚过，他们保护过杜立特轰炸机队5个机组的飞行员。他们是这一群体的代表，我将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真想全部邀请，但这不现实。因此，特将邀请名单列在下一页……

　　经外交部批准，浙江省政府决定由省对外友好协会负责组团，完成这次访问。

　　正是江南草长莺飞时节，5位素不相识的浙江老人，因为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偶然事件，在西子湖畔相见了。应杜立特突袭者协会的邀请，他们将于3月13日前往美国访问。

　　他们中唯一一位女性就是赵小宝。另外4人是陈慎言、曾健培、刘芳桥和朱学三。

　　上海市粮食局退休干部朱学三发现，他虽然已经67岁，却是地地道道的“小弟弟”——赵小宝比他大两岁，年龄最大的刘芳桥比他大17岁。他们的平均年龄为77岁。

　　朱学三已经与1号机组领航员波特两次在西天目山下会面。

　　通过杜立特，曾健培得知格兰宁、雷迪和加德纳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与11号机领航员卡普勒、投弹手伯奇以及格兰宁的遗孀建立了联系。

　　陈慎言也与劳森夫妇恢复了通信。1991年12月，艾伦·劳森来信说：“我们有3个孩子，他们都已成婚，并有10个孙子、孙女。”她还告诉陈慎言，劳森的身体还好，但无法亲自写信。

　　陈慎言期盼着与劳森再次相见，然而很快便传来了噩耗：1992年1月19日，劳森因肺动脉瘤去世。这一天离陈慎言抵达美国的日子，只有1个月零24天……

　　1992年3月13日，晴朗的天空飘着白云，海水湛蓝。一架银鹰载着5位老人飞过太平洋，抵达西雅图，然后转机前往明尼阿波利斯。

　　转机时，机场工作人员听说几位老人是营救过美国飞行员的英雄，立刻走上前去，帮老人们提行李，并优先给他们办理转机手续。来来往往的乘客纷纷也向老人们投来热情的目光。

　　在圣保罗机场，朱学三找行李时与访问团走散了。机场工作人员见他十分着急，便把他带进办公室，一边安慰他，一边与代表团联系。穆恩先生的儿子开车两个小时，赶回来接朱学三。

　　到达雷德温市后，代表团下榻于肖伯乐宾馆。他们一共在那里住了8天。有两位中年妇女每天开车赶来为他们准备早餐，而且是义务的。

　　老人们发现，他们的中餐和晚餐总是换地方。原来当地人都以能请他们吃饭为荣，因此接待人员不得不尽量安排。接送的车辆也不断变换，驾驶员中有农民、工人，也有退役军人，他们都是义务服务的。还有100名志愿医师，随时准备为中国老人们提供医疗服务。

　　那一天，又换了一位行动有些不便的驾驶员。他对刘芳桥说，我也是农民，养牛的。为你们开车，是我争取来的。我家离这里很远，但我的夫人很想见见你们。

　　第二天，他果然把夫人带来了。

　　雷德温市军人俱乐部在宾馆摆设了一个500人的豪华宴席，招待了访问团。

　　在宴会上，朱学三见到科尔和他的夫人。多年后，他在《五老人访美》一文中回忆起当时情景：

　　当晚，我们被邀请参加本市军人俱乐部举办的自助餐宴会，在那里我又与科尔及他的夫人见面。

　　我好奇地问科尔：“你还认得我吗？”

　　他笑着回答：“怎么会不认得呢，你还是当年的那个模样。”

　　我说：“你是出于礼貌才这样说的吧？说句老实话，我可认不出你了。当年你是那么的英俊，如今却变成了个光头，连一根头发也没有了。”

　　他扮鬼脸指着旁边的夫人说：“我的一头好发，全是被我老婆揪光的。”

　　他的夫人很风趣，接口说：“可我现在是什么也揪不住你了！”

　　自抵达雷德温后，波特一直陪伴在中国老人身边。在湖城中学，他对师生们说：“50年前中国人救了我的命，他们保护我，并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48年后我访问中国，见到了非常朴实的中国人，他们对我还是那样的热情好客。我希望你们，我的孩子们，也能热情地对待中国客人。”

　　一时间，5位中国老人成为美国报纸和电视上的明星。美联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CNN等主流媒体，均派出记者跟踪报道。在一次晚宴上，竟有19架摄像机对准了中国老人。

　　对不识字和赵小宝和刘芳桥来说，签名是一件难事。偏偏是每到一处，总有人排队等着他们签名。穆恩团队提前准备了300张折叠式卡片，上面印有5位老人和被营救的8位飞行员的照片，穆恩请求中国老人签名。面对美国友人期许的目光，赵小宝咬咬牙，在300分卡片，一张张描画出百家姓第一姓——赵。

　　中国老人还得到了政府和议会给予的荣誉。罗彻斯特市授予他们“人类杰出服务”奖牌和荣誉市民证章。明尼苏达州众议院审议表彰中国老人，并授予他们明尼苏达州荣誉公民的议案，议案以全票通过后，议员们长时间地站立鼓掌。

　　在飞往丹佛的飞机上，空姐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机舱内的广播响了：“各位乘客：在我们的飞机上有一批中国客人，他们是当年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英雄……”全体乘客以热烈的掌声向中国老人致以敬意。在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夕阳下闪耀着金光”

　　密西西比河不舍昼夜地流淌，小城雷德温像镶嵌在河畔的一颗珍珠。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曾经这样歌咏道：

　　我听见密西西比河的歌声，

　　我瞧见了它那浑浊的胸膛

　　在夕阳下闪耀着金光。

　　古老的黢黑的河流，

　　我的灵魂变得像它一般深邃。

　　而此刻，在“无限好”的夕阳下闪光的，是中国老人的银发；深邃而又明亮的，是中国老人的眼睛。

　　3月20日，在雷德温的詹姆斯酒店，中国老人终于和盼望已久的突袭队员见面了。

　　那一年，有41名杜立特突袭队员依然健在。他们能来的都来了。

　　远在南加州卡梅尔的杜立特已是九五高龄，行动不便，无法亲临现场，但他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我代表杜立特轰炸机队协会的全体成员，尤其是今晚在场的杜立特突袭队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向我们的中国朋友——那些不惜自己和全家承担巨大风险而搭救和照顾我们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村庄和你们的国家50年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敢行为而感到骄傲。我要向你们所有的人说一声：好样的！”

　　上午11时开始的见面会，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行进。波特和科尔最先登上主席台，在他们讲完“故事”之后，朱学三从另一侧登上主席台，波特和科尔张开双臂，迎上前去与他紧紧拥抱。

　　当行动不便的刘芳桥在门口出现时，布德·法克特和夫人立刻迎上前去搀扶他。50年前，正是刘芳桥的老乡们，守护并收殓了他哥哥利兰·法克特的遗体。布德失声痛哭，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弟弟使用过的剃须刀，那是1990年在浙江遂昌找到的。——在此后的5天里，布德·法克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一直陪同着老人们。

　　查尔斯·奥扎克的女儿乔治奥娜读了父亲写的感谢信。她声音颤抖地说：“要不是中国人救了我父亲，今天就不会有我站在这里讲话。我从心底里感激中国人，感激营救我父亲的恩人。”

　　刘芳桥瞪大眼睛，嘴唇嗫嚅着，老半天才说出话来：“过去的事情你们还记得？我记不起了呵。我到了美国，你们待我很好，我谢谢你们！”

　　赵小宝刚在主席台上站定，两位老人走到赵小宝面前，问她还认识他们吗？赵小宝仔细地端详着，尽管他们鬓发染霜，脸上爬满沟壑般的皱纹，她还是认出来了：威廉姆斯和塞勒。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72岁的塞勒对69岁的赵小宝说：“那个晚上，你做的饭菜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

　　“你们当时不怕日本人报复吗？”威廉姆斯问。

　　“知道你们是打日本鬼子的，也就没有想到遭报复。”赵小宝答道。

　　威廉姆斯把提前写好的一封充满深情的信，当场递给了赵小宝。

　　那天晚上，我们落入海中，游上岸时已经筋疲力尽。虽然语言不通，但中国人看到美国国旗，认定是反抗共同敌人的朋友，就毅然地接我们到家中，换衣，进餐，帮我们逃过了灾难。次日晚上，勇敢的中国人又为我们乔装打扮，冒险将我们送出日寇的封锁线，使我们能够重返战场，对抗敌人，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子孙将永远铭记中国人民给予我们的友爱和帮助。

　　接着“亮相”的是卡普勒和曾健培。卡普勒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易拉罐，用双手捧给曾健培。卡普勒代表伯奇和全体机组成员，一共准备了50瓶特制的BUSCH牌啤酒。

　　“50年前，你让我们喝到了一生中最好喝的啤酒，我就以这50瓶啤酒来报答你。一年加一瓶的利息！”卡普勒幽默地说。

　　于是，现场观众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1942年4月18日晚，11号机组成员被护送到歙县县城，曾健培等人安排他们在宾馆里住下。晚餐时，曾健培问他们是否还有什么需要，伯奇随口说道“我想要一瓶啤酒”。飞行员哪里知道，在那个年代皖南山区的一个小县城，要想弄一瓶啤酒得有多难。没想到的是，曾健培竟然真的弄来了一瓶上海牌啤酒。只有一瓶，他找不到更多的了！

　　陈慎言再次见到了达文波特、麦克卢尔和撒切尔。达文波特挽起裤管，手指腿上的伤疤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它。是中国医生治好了我的伤，他是最出色的医生，他挽救了我的生命。”提及劳森，4人不禁黯然神伤。

　　当天下午，几十名记者分组采访了中国老人和飞行员。达文波特对记者说，杜立特飞行队队员是英雄，中国人民也是英雄，我们一定要感谢他们做出的贡献。虽然已经过去了50年，但说声道谢的话从来也不会晚。

　　“21日的活动安排和前一天大致相同，不过今天的与会对象是本市的普通市民。为了把会见搞得有条不紊和生动，主持人穆恩一早就把我们和飞行员们（包括他们的家属）集合起来，到本市的一家剧场进行彩排。”朱学三说。

　　21日的活动也增加了项目。

　　——当老人们一一登场后，飞行员代表将系在三色绶带上的奖牌挂在了他们的脖子上，奖牌的正反两面分别刻着“美国人民感谢你”字样和两面交叉的美国国旗。

　　——当灯光暗下来后，穆恩夫人推出了一个带有“Doolitle Tokyo Raid 50周年纪念”的奶油裱花的蛋糕，上面插着50根点亮的红烛。

　　活动结束后，台上的全体人员挥动着荧光棒，向久久不愿离去的观众告别。

　　“最纯的美酒”

　　10年并不漫长，但它带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1992年访美归来后，刘芳桥、陈慎言、曾健培、朱学三相继离世，唯有79岁的赵小宝，依然守护着一川枫红，两岸芦白。

　　2002年，是杜立特行动60周年。

　　10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美国华盛顿等地举办了《历史的记忆》大型图片实物展。

　　展览由3个部分组成：一、驼峰航线；二、陈纳德飞虎队；三、营救杜立特轰炸队。第三部分由浙江代表团负责布展。

　　于是，赵小宝随团第二次飞越太平洋。

　　10月8日，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聚会上，坐在轮椅里的西姆斯进场时，不停地向赵小宝招手致意，紧随其后的是另两名突袭队员是撒切尔和格里芬。

　　赵小宝得知曾在她家住过的飞行员，有4人已经去世，仅存一人也因身体状况无法前来，她喃喃地道：“心里好难过，心里好难过……”

　　由女儿、女婿陪同和照料的刘同声，也坐在轮椅里。

　　10年前访美时，穆恩夫人一直陪伴着赵小宝。临别时，两人泪水涟涟。

　　再次相见，当灯光和摄像头一齐对准赵小宝时，穆恩夫妇走上前来，一个怀抱鲜花，一个手握香槟酒。

　　“这是一瓶香槟酒。当你回到中国打开香槟时，就会想起美国朋友。”穆恩说。

　　赵小宝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千言万语归为一句：“我盼望我们两国人民继续友好下去。”

　　展览期间，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见到了穆恩夫妇。说起那瓶香槟酒，他以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相赠：“老树最好烧，老酒最好喝，老友最可信，老书最好读。”

　　“你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你们的勇气和正直，无疑酿就了最纯的美酒，也写成了最好的书，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你们是伟大的朋友。由你们点燃的中美友谊之炬，必将照亮两国关系的前程，尽管未来的道路也许坎坷曲折，但终将通向光明。”赵启正热情洋溢的话语，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本文摘自《英雄山河——1942年的衢州之约》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