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斌

　　赵树理的成功表明，以大众熟悉的语言和形式为载体，文化作品才能更好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其作品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为后世提供了捕捉时代问题的创作范式。

　　人民作家赵树理，用他特有的“山药蛋派”风格，在革命与建设的洪流中谱写出独特的文学篇章。今年4月，作为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重要活动之一的“重读赵树理”系列活动开展，让人们重新审视赵树理的创作实践，理解其笔下的乡土中国为何至今仍涌动着生命力；其创作内涵如何穿越时空、在当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所以，新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赵树理？

　　首先，从乡土情怀看，赵树理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文化根脉现代传承的重要载体。赵树理创作实践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他在山西农村生活和创作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正是这样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乡土气息才使他的作品能够广为传播。

　　赵树理笔下的乡土世界不是牧歌式的田园想象，很多充满泥土气息的细节构建起真实的乡村图景。赵树理深谙民间文艺的密码，将鼓书、快板、地方戏等传统艺术形式熔铸进小说创作。《灵泉洞》采用评书体叙事，《三里湾》融入板话结构，不仅让农民读者倍感亲切，更构建起民间文化现代转型的独特路径。同时，赵树理平衡通俗性与艺术性，通过提炼与升华，使乡土语言既贴近大众又具备审美价值。汪曾祺就曾评价其语言“既通俗又典雅”。

　　这种对乡土的真实观察，启示当代创作者需要摒弃浮夸想象，以“回乡”“回家”的姿态深入农村，捕捉其复杂性与生命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赵树理对农村问题的观察，如基层治理、文化改造，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镜鉴。

　　赵树理的创作根植于山西地域文化，融合民间艺术形式，如评书、快板，展现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这对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极具参考价值。需要我们以本土文化为根基，提炼民间话语的现代性表达：挖掘地方性知识，通过田野调查与浸润式体验，捕捉方言、节庆、技艺等文化符号，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文化标识。

　　其次，从为民理念看，赵树理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人民文艺的永恒坐标。赵树理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读者意识”，他直言要“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在1949年至1965年北京工作期间，他有一半多的时间生活在农村。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赵树理明确提出“问题小说”的写作理念，如《地板》纠正土地劳动价值的错误观念，《福贵》关注破产农民的生存困境。这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核心的创作观，启示当代文学应避免无病呻吟，直面矛盾。赵树理不仅用笔书写乡村，更直接参与基层治理。他担任县委副书记时的工作笔记记录了农村实际问题，其调解方法被提炼为“赵树理调解工作法”，如区分“四理六象”当事人性格、采用“五先五后”调解步骤，将文学人物（如“常有理”“糊涂涂”）转化为化解纠纷的参照模板。这种“用土办法解决土事情”的实践智慧，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文化资源。

　　赵树理的创作实践证明，文化为大众服务的核心在于“以民为本”——用大众的语言书写大众的故事，以大众的需求引导创作方向，并通过文学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在当代，赵树理的理念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大众化不是迎合低级趣味，而是扎根民间、服务民生，让文化成为照亮大众生活的火炬。

　　最后，从时代气息看，赵树理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历史进程的文学见证。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所展现出的思考，根植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的农村社会实际，同时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新锐思想，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时代特征融入小说的内容创作中。从抗日根据地到农业合作化运动，赵树理的创作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李家庄的变迁》记录着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三里湾》描绘合作化中的观念冲突，这些作品构成了解读中国农村变革的文学编年史。

　　在传统形式与现代意识的融合中，赵树理开辟了独特的现代性路径。《小二黑结婚》将自由恋爱与传统说唱形式结合，《“锻炼锻炼”》用民间幽默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创作智慧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当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日益凸显，赵树理的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现代性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立足本土的文化创造。他的创作证明了文艺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为当代文艺如何服务时代主题提供了历史经验。

　　赵树理的创作实践证明，文化反映时代变革的核心在于“真实”与“介入”——真实记录社会转型的阵痛，介入民生问题的解决。创作实践需要扎根现实土壤，捕捉时代命题，将艺术表达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同时，借助民间艺术形式与地方语言，降低接受门槛，才能增强文化作品的传播力。赵树理的成功表明，以大众熟悉的语言和形式为载体，文化作品才能更好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其作品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为后世提供了捕捉时代问题的创作范式。在当下，创作实践者仍需要继承赵树理的精神，扎根泥土、直面矛盾，让文学成为触摸乡村脉搏、传递民众心声的载体，为乡村振兴留下可感、可忆、可传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