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在我的故乡皖西南一带，七夕节应该是存在感最弱的一个传统节日了。春节盛大无比，是一年之中的重中之重，元宵节是春节的终幕，吃了元宵，闹了花灯，烧了草龙——故乡一带正月有各种游龙的队伍，走街串巷舞龙收取彩头，龙有纸质、布质。又有不甘寂寞的小孩七八人或十余人，用稻草扎成草龙，跟着起哄，故乡的老辈称之为“草龙”，以为最接近龙的真身，往往礼遇更高。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此新一年的劳作就要开始了。然后是清明节，杏花春雨，祭奠祖先，吃蒿子粑粑，为即将到来的盛夏蓄积地气。五月是端午节，采艾草，游龙舟——只有在经济特别好的时候才有余力造龙舟游龙舟——大部分的时候，也就是吃一顿较为丰盛的午餐而已。再往后是中秋节，吃月饼，献月亮，每个孩子把一块大大的圆月饼用红绳串好，挂在脖子上，等一轮满月升起时，大家一起逐月奔跑，将月饼举起，重复高喊：“月亮家婆，你吃大边，我吃小边。”往往要闹到下半夜才不情不愿地回家，当然，那大大的月饼也就自己独享了。如今想起来，这是故乡最质朴的献祭，彼此都没有要求。除此之外，中元节敬鬼，重阳节尊老，也都各有程式。唯独七夕节，就在岁月的流转中不声不响地过去了，没有独特的食物，没有约定的仪式，甚至都不会被人提起。

　　我最早对七夕节的了解，来自夏夜观星。在炎热的晚上，我故乡的习惯，是无论男女老少都一人一张竹床，在湖滩上次序摆开，湖水微澜，湖风轻拂，抬眼满目星河，璀璨光芒。有一天晚上，父亲一时兴起，遥指星空，教我识别星座，心宿二，天津四……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大湖交相辉映。其中最醒目的，当然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我记得父亲兴致盎然地说，你看那牛郎星左右都有两颗小星，那就是牛郎和织女的两个孩子，牛郎正挑着他们拼命追赶织女呢。那一刻我并没有觉得悲伤，而是觉得有趣，织女星在我眼中幻化为扭头张望的女性，我甚至觉得她的长相应该跟姑姑们差不多，牛郎星则幻化为叔叔或者舅舅的模样，他挑着担子，正全力以赴地飞奔……这两颗大星伴我度过了童年的很多个夏夜，我的仲夏夜之梦，就这样在湖水和星光中渐渐远去了。

　　如此说来，七夕恐怕是与星象最密切的一个节日了。在流行的说法中，中国人是农耕民族，面朝黄土背朝天，见土地时多，看星空时少。哲学家康德所谓的“心中的律令和头顶的星空”似乎成了西方人的标配。这一认识其实大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脚踏实地、遥望星空的民族，无论是农耕还是渔猎，通过对天象的观察来获得启示并掌握自然的规律，这一直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在这一智慧的指引下，中国的先民们积累了丰富的天文知识和观象能力。中国经典哲学著作《易》，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观象的成果结晶。只不过在王权时代，“天授以时”，观星不是一种审美行为，更是一种政治预测，因此，它们被严格地限制在宫廷和官方。但即使如此，也不能阻挡民间对天空和星象的好奇和热情，并用种种方式将它表达出来。在我看来，牛郎织女的传说以及与之相关的七夕节，就是星象崇拜与中国普通民众生活实践最生动的结合。

　　据说牛郎织女的故事有十几个版本，其演进也有漫长的历史，这些考据学的功夫可以交给专治民间文学或者人类学的学者去研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所内含的叙事模式。弗莱在《批评的剖析》里将文类和季节联系起来，夏天是传奇，秋天是悲剧……这背后折射着环境、族群和文学之间的复杂互文。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时空中经久不灭，它也一定隐藏着一套文化的符码，且与中国人的心灵相契。

　　这个故事应该先从牛郎和织女之间的婚姻讲起。在人类社会的结构中，无论是古典时代的家族还是现代社会的家庭，婚姻都是其核心构件，它构成了伦理关系的基石。牛郎和织女的婚姻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有两个版本值得注意，一个版本是牛郎和织女本来都是天庭中的一员，只是因为犯了错误遭到惩罚才变为凡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是“前定”的。在这个前定中，世俗生活不过是一场试验，在获得原谅之后，他们将重返天庭并恢复以前的身份。这种“前定”的另一个更高阶的故事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贾宝玉是神瑛侍者，用水浇灌了绛珠仙草，所以绛珠仙草化身林黛玉，要用一生的眼泪来回报贾宝玉。“前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原始思维，在先民的理解和想象中，一切都是神意的安排。在另外一个版本中，牛郎仅仅是一个凡人，他因为受苦、善良和勤劳而必将获得道德上的嘉奖，这种嘉奖最高的形式莫过于他能够获得一段在凡尘根本无法获得的婚姻，织女由此成了被预定的“礼物”。这两个版本的故事都要求一种“回归”，也就是重返那个前定的神意时刻。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开始发挥其作用，如果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生本能在这里转化为一种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李商隐也许是最早窥见了这一秘密的诗人，他写下了“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名句，与热烈的世俗生活比较，超越的、升华了的生活是多么的乏味啊！当牛郎和织女男耕女织，全身心投入当下的日常生活时，他们就在开始摆脱前定的神格而在向具有主体性的人格转化。但问题在于，天帝和王母不能允许这样的主体性无限地膨胀，于是故事的高潮部分来临。这一冲突的发生和解决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现代性试验，这里既有神意和人性，又有自由和枷锁，古典就如此通向了现代，民间也因此可以作为庙堂。

　　毋庸置疑，牛郎身边的那头老水牛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中介，它既能够传达神意，又能预知即将到来的危险，当然，它极富牺牲精神——死后牛皮依然在为牛郎织女提供帮助。我们的先民不吝将最多的期待交付给身边这一最温驯耐劳的动物，这几乎变成了一种心理定式，在每一个中国的乡村，都有关于老牛和人之间的深情传说。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老牛的通灵性，它为何如此知晓神意？这也许来自一个漫长的建构，文化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先民的祭祀中，水牛的额头花纹因为与星象有相似性，被认定是最有通灵功能的动物。在中国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建鼓”，据说必须用水牛皮制成。但无论如何，老牛的能力和努力都不能撼动大的命运走向，它献出了全部，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半团圆的故事。

　　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中的大团圆结局，现代以来常常遭到批评。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大团圆是深度契合中国普通民众的故事模式，在大团圆的结局中，普通民众得到了极大的精神安慰。我更赞同后一种观点，我的爷爷、奶奶，我身边的更多的亲人，他们从牛郎织女、天仙配等团圆故事中，获得了无穷的韧性。

　　这是多年后我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后才明白的道理。有生命力的故事，往往深植于普通人的欲望悲欢，无论是前定还是僭越，民众在牛郎织女的故事里，看到了生命的趣味和可能。虽然没有大团圆，但是一年有一次相会，还有喜鹊为此搭桥，这也就足够宽慰那些善良的心灵了。

　　说起来很快就要到七夕节了，真想回到故乡的湖边，躺在竹床上，仰望星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牛郎织女和我们共有的乡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