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一书的突出贡献是，在适中篇幅内既清晰概括、胪列了地中海周边各大文明体（乃至古伊朗、古印度）的主要经典与精神内核，又未脱离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基本评价视角。书中关于文明体之间精神同异的大判断为数不少，不过在上下文中均是点到为止。这种“画龙点睛”的手法，没有进行过多理论推演，反倒成就了此书的吸引力。作者对诸如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即巴比伦文明）等看似著名、实则陌生的古老文明的概括，基本围绕它们最重要的贡献展开，尤其是其“经典”，像法典、史诗等。其中，对埃及神话、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朗的神话、史诗与宗教哲学的叙述尤其有价值，因为作者实际上是从它们对古希腊、希伯来这些读者相对熟悉的文明内容的某种“启发”着眼的。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白钢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在对地中海文明精神的判摄工作中，得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首先，他对欧洲各种历史哲学框架中普遍存在，仅程度不一的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更进一步说，如此书标题所暗示的，作者不仅不认同“西方中心主义”，甚至不认为存在一个同质或具有连续性的“西方”。在他看来，至多只存在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文明（复数）圈子，而这个圈子虽包含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却从未被冠以“西方”之名。

　　在对地中海各文明体的梳理中，作者也尝试消解古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原发性”属性。当然，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作者始终坚持凭证据说话，这与那些抹杀古希腊文明历史地位乃至历史存在的极端主张有着天壤之别，绝不可混为一谈。实际上，古希腊文明在源头上受到埃及之类外来文明影响，这从来不是什么令人感到奇怪之论。在柏拉图对话里就有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语气更强：在埃及人看来，希腊人都是孩子。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即便没有强调埃及的影响，但仍认定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童年”。而尼采的观点恰好相反，他认为儿童式的自我肯定，才具有最强的力量。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尼采，在他们看来，对古希腊文明的肯定，从来都不以外来文明影响的抹杀为前提。恰恰是在受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建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肯定。

　　其次，作者在正文中主要运用围绕关于“生”的四种态度来判摄各基本文明。这四种态度是对“天人关系”这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应。“生”之态度打开的“形而上学框架”与导论里建立的历史哲学框架就这样构成了互补关系——也许这就是作者重视道体学的原因。这四种态度是：创生论、生生论、无生论，以及生生论与无生论的综合。创生论当然是对一神教创世态度的概括。不过，这一概括即使可以成立，也要有足够的内在细分，把灵知论（恶魔创世）与神义论等包括进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把形而上学与历史哲学两类框架完全“对齐”。例如，作者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异常重视，以至于我希望他就此专门撰写一部研究著作。这部天人关系上的“创生”性史诗，也被作者读出了某种追求不死的“生生”色彩。同时，作者也用“无生”与“生生”之间的综合（而非一般认为的“唯生生”）点出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从文明体系的各大哲学传统出发，中华文明内部的儒道佛三家关系其实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当然，在技术与自然的古典区分不断被现代技术挑战的今天，以“生”为核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框架或许是要重新考虑的。对于这个不断带来新鲜刺激的当今世界，这部裁断各大文明源头的著作，有一个不失公允的基本判断：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正在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形成；全球尺度上的不确定性、过渡性与开放性，构成了当下思想的大事因缘。我赞成这个态度。这部搜集了大量引人入胜史料的著作，也许会因为有些大判断下得过于勇敢、截然而遭到责备，但这条判断应当不在此列。从这条关于现世的判断出发，作者所有试图解释过往的努力也就可以理解了。无论人类文明今后走向何方，我们仍然是在创造与生长、死亡与不朽、友爱与敌对、人伦与世道等等这些题目上做文章。而这些题目，就是古代文明留给后人的最宝贵遗产，或许也是人类文明之为人类文明的最根本特征。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