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谈

　　伴随690亿专项资金的拨付到位，新一轮“国补”全面启动实施。追溯其政策源头，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出的首轮消费刺激方案，开创了我国系统性运用财政手段调节消费需求的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国补”虽是当代政策概念，但“消费”一词的历史渊源可上溯至东汉时期。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首次使用该词，其批判奢侈品制造者“既不助长农工女，无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的论述（这里的消费，是浪费的意思），反映出古代社会对非生产性消费的警惕态度。

　　事实上，现代金融学者欧阳卫民先生曾指出，构成古代中国经济骨架的三大思想：黜奢崇俭、重农抑商、轻徭薄赋。这些思想无疑与现代消费主义理念有着根本性差异。

　　然而，消费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需求，自古就得到理性认知。古代文献中最早关于消费行为及其作用的记载，出自更早的《尚书》。大禹曾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

　　大禹这句话的意思是：端正民德、便利民生、丰厚民用，这三件事应相互配合施行。“正德”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规范；“利用”指的是商通货财等便民利民之举；“厚生”则指衣帛食肉等丰厚民生之实。

　　《尚书》记载的治国九功中，“利用”与“厚生”两项，实质上都涉及消费活动的合理调控。这引发我们的思考：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类似今天“国补”的政策和举措呢？

　　诸子百家

　　节制还是推动诸子百家的消费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交锋中，多数学派持节制消费立场。儒家主张“节用而爱人”；墨家强调“勤俭则昌，淫佚则亡”，法家更是通过“弱民”政策抑制消费；道家虽少有极端言论，但老子在消费问题上却有走极端的倾向，他认为奢侈的享受等同于强盗行为，主张人们的生活方式应该回归到寡欲的原始社会。

　　诸子百家之中，唯有托名管仲所作的《管子》一书，对消费观念极为推崇。该书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观点：“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越是大环境不好，国家越应该致力于推动消费、发展工商业等“末业”，这样才能振兴民生、恢复生产。这一独到见解，以及《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论断，可以说与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就业的理论存在跨时空的呼应。

　　管仲本人即曾有过经商经历，《尚书》有云：“舜贩于顿丘。”说明最初的商人甚至可能来自统治阶层。早期商业活动本无严格限制，此后，随着商人在各个方面话语权越来越重，以至于“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大约自战国后期开始，统治阶层开始有意识地打压商业发展。这种打压最初针对商人阶层，而中国古代社会整体形成抑制民众消费的心理惯性，或许可以从公元前81年官方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说起。

　　盐铁会议儒生与政客的辩论

　　汉昭帝六年，官方举行了一场被后世称作“盐铁会议”的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来自民间的60余位有声量的文学、贤良（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贤良方正之士），另一方则是朝廷重臣，如丞相、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双方辩论的主题，包括奢俭之争、消费的道德问题及盐铁等消费品的经营方式。

　　在这场大辩论中，贤良文学们主张节俭，认为消费会导致道德败坏，影响收入，主张农业为唯一财富来源，反对对外贸易和奢侈品生产。而桑弘羊等政客则提出，国家财富的积累不应只依靠农业，“富国何必用本农，足农何必以井田？”认为应通过消费来刺激生产，农业和商业应并行发展。表面看来，桑弘羊似乎更加民主宽容，也更加实际；而贤良文学们则显得泥古不化、形式主义——这也符合人们对“腐儒”的刻板印象。

　　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汉朝将继续征讨四夷，这意味着朝廷开支将持续增加。桑弘羊被任命负责财政工作以来，其工作重心一直是为国家积累财富。《资治通鉴》记载：“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而儿宽等推文学，皆为九卿，更进用事。”桑弘羊专注开辟财源，王温舒以严刑峻法辅之，儿宽推广儒学经典，三人各执一端，导致宰相职权形同虚设。这是桑弘羊主政初期朝廷群臣的“鲜活”写照。

　　如果没有桑弘羊，汉家王朝可能早已面临破产危机。但另一方面，桑弘羊对民众并不仁慈，其解决财政问题的思路从来不是“节流”而是“开源”，也就是说，为了帮助皇帝攫取财富，他可以毫不介意（或者说故意）牺牲商人阶层的利益。“盐铁会议”大辩论期间，出于替皇帝继续“搞钱”的考虑，他的理财方针与观点丝毫未改，仍主张继续实行盐铁酒的专卖制度。

　　作为对比，那些看似迂腐固执的文学贤良们则是理想主义的。他们颂法先王、推崇教化、强调农本，他们勇于批判现实政治的诸多弊端，认为统治者应继承儒家藏富于民的思想，主张不与民争利，取消盐铁专卖。

　　西汉桓宽通过《盐铁论》一书，极力颂扬这些原本就来自民间的儒生；而世人对桑弘羊则充满了鄙视，民间流传着“烹弘羊，天乃雨”的诅咒，秉笔直书的史官也不屑于为这位汉武帝的托孤大臣立传。

　　可是，除了获得人们的尊重，文学贤良们究竟改变了什么吗？

　　朱熹对“俭”的定义，可见于《朱子语类》

　　消费议题常被归结为道德与伦理问题

　　某种意义上什么也没有改变。盐铁会议召开前夕，《汉书》有言：“霍光秉政，……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可知，彼时重臣霍光秉政，采取因循守职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桑弘羊的理财制度。经过这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朝廷方面只作出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让步：废除酒的专卖以及关内一小片地区的铁器专卖。除此之外，整个国家仍继续承袭过去的盐铁国营财经政策。

　　霍光内心深处也许比桑弘羊更加鄙夷儒者（《资治通鉴》云：“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这次会议更像是他精心设计的，利用纯良的儒者打击政敌桑弘羊的一场作秀。

　　“盐铁会议”常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财经政策的大辩论”。但整场辩论，也许只有桑弘羊在认真谈经济，身为主持人和旁观者的霍光自不必说，那些儒生的表现其实也并不“专业”，在他们口中，所谓的消费议题，常被归结为道德与伦理问题。

　　贤良文学们的观点虽然未扭转汉朝经济政策，但他们的强大之处体现在，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诚如研究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学者刘含若曾发出的一则“暴论”：盐铁会议之后，“崇俭”成为了中国消费思想的主流，直到明末清初，这股思想才渐渐归于沉寂。

　　既然“崇俭”成为主流，那么，何为“节俭”？关于节俭，其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盐铁会议之前的西汉，贾谊对节俭的定义是：“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侈；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贾谊给出了奢侈与节俭的标准，他认为，广泛比较之后还能做到自我约束、平时消费不超过应该的费用，达到这两个标准，都可以称之为节俭，反之就是奢侈。

　　宋代的朱熹也曾给节俭下过定义：“俭是节省有节”“俭谓节制，非俭约之谓，只是不放肆，常收敛之意。”朱熹始终在强调“节制”，认为节俭在于不放纵，常自我收敛。这几乎属于道德的范畴。

　　后世文人之所以用道德伦理来评判公众的消费行为，其源头正是来自于公元前81年那些理想主义者。他们为后世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植入了一枚叫“崇俭”的“思想钢印”。这枚“思想钢印”的可怕之处在于，古人别说要刺激消费了，认为连消费这件行为本身都是不光彩的。

　　难度系数如此之大，那么，古代统治者是否实施过类似今天“国补”等刺激消费的措施呢？

　　王莽的创举实施赊贷制度

　　王莽是西汉王朝的终结者，作为一个篡国者，他无疑受到后代文人的谴责。但是在他所生活的年代，由于王莽本人极具道德节操，常常表现得谦恭简朴、上敬下和、克己不倦，他渐渐受到儒者的青睐，以至于在民间被称作“圣人”。因此，可以认为王莽建立的新政权以及他实施的改革，也基本符合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对美好的向往，他的改革是没有道德方面的包袱的。

　　作为新时代的改革者，王莽的许多制度创新非常值得关注。具体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他不仅建立了物价平准制度，更开创性地实施了全新的信贷政策。

　　王莽的赊贷制度分为“赊”和“贷”两种举措。赊贷制度中的“赊”是指为城市居民提供无息贷款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今天“国补”的效果；“贷”则是为小工商从业者提供低息贷款。

　　官方为小商贩们提供贷款，收取月息百分之三或者岁息十分之一的利息。月息百分之三，也就是年息百分之三十六，似乎不太划算。但《汉书·食货志》有言：“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这笔贷款是按照利润而不是贷款额计息的，据学者计算，年利率至多一分，还是有些吸引力的。

　　王莽通过金融手段调节消费的思路极具前瞻性，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当时奉其为圣人的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这实在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于是乎，后世的儒生转而谩骂、质疑王莽，王莽渐渐被拉下了神坛。

　　“崇俭”难以摆脱的道德包袱

　　后来的许多王朝也都有鼓励消费的举措。例如，宋朝统治者采取了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取消了唐朝普遍施行的宵禁和坊市制度。每逢佳节，他们还会通过减免节日期间商铺租金、营造浓厚节日气氛等策略来激励消费。因此有学者指出，若没有当时政府在背后推动，宋朝的节日消费市场不可能如此繁华。

　　但由于“崇俭”思想根深蒂固，统治者往往不愿大张旗鼓地刺激消费。一个著名的“反面教材”是范仲淹，范仲淹在杭州治荒期间曾有过鼓励消费的举动，他的举措相当成功，史书云：“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但他仍受到“不恤荒政，游嬉不节”的批评。

　　直到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崇俭思想逐步淡化，民众的消费观念逐渐解放。明朝时期，苏杭地区的旅游业已非常发达。在旅游旺季，游人们“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他们的消费无疑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使普通百姓得以谋生。

　　笔记记载，清嘉庆年间的北京，护国寺和隆福寺（当时分别被称为西庙和东庙）的庙会盛况空前，民间消费市场日益繁荣，百姓间有“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的说法。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虽然没有明确的“国补”概念，但在特定时期，统治者也会采取类似措施来刺激经济。从《管子》的消费理论到王莽的政策实验，中国古代关于消费调控的智慧结晶，对当下完善消费政策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文并供图/老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