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秦川

　　熟读蔡元培传记的读者可能都了解，蔡元培曾在1920年，给当时华盛顿大学出版的《马克思生平与著作选》的中文版，写了一篇《马克思传序》。到了1938年，蔡元培又受许广平邀请，为即将出版的《鲁迅全集》也作了序。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给清代官员寿鹏飞所著的《红楼梦本事辩证》作过序。当时，他在序中这样写道：“虽与余所见不尽相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这句话不难看出，蔡元培在给他人作序时是个“直性子”：认为对的，他就说出来；认为不合适的，他也不会一味吹捧。

　　主持北大后，蔡元培平常日理万机，留给自己的写作时间都少之又少，更别提有空给他人著作写序了。不过，碰上自己喜欢的著作，他还会欣然提笔，发表自己的高见。

　　1903年，蔡元培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的《拿破仑传》也作过序。该书“凡222页，全书十三章，首章述拿破仑（1769-1821）幼年时代故事，然后依次叙述他求学、从军、远征埃及、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官、滑铁卢惨败、流放大西洋孤岛等纵横捭阖的一生，直到去世”。

　　给此书写序时，蔡元培36岁，一年前刚与蒋智由（曾参加《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任《新民丛报》主编）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不过，由于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有关方面便下令侦讯。蔡元培无奈辗转于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蔡元培一定是受商务印书馆之托为此书作序。当时，他署名“山阴蔡民友”，在序言中如此写道：“拿破仑之名，稍涉西史者无不震之，然徒震其名而不究其何以致胜、何以取败，与夫智力之何以养成、权谋之何以张布，则如腐儒之痛骂秦皇，乡愚之艳称诸葛，徒资谈柄，何足控博？”蔡元培认为，此书有一个极重要的价值，即提示英雄人物与时代潮流的关系。

　　拿破仑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有过人的才智和魄力，又有着一些明显的缺点。他通过征服活动，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传播到欧洲各地。对此，蔡元培予以高度肯定。他写道：“立宪政治、民族主义，则虽继以正统主义之障害，而终不为之摧阻，此诚不能不归功于拿破仑之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中国大地革命风潮迭起，思想界风雷激荡，中国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高度关注的问题。而此书出版时，“苏报案”（辛亥革命前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是清政府为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罗织的文字狱）已经爆发，章太炎与邹容也已被抓，但还没有审判。想必，蔡元培撰此序言的主要目的，也间接表明了他坚定地反对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态度。

　　不过，蔡元培绝不是不讲原则的“滥好人”，哪怕是好友所托。1913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专门拜托蔡元培为某友作序。吴稚晖是蔡元培相交四十余年的老朋友，考虑到吴稚晖的情面，蔡元培先答应了。不过，蔡元培看完书后，发现作者“书中议论，尊英抑法，有太武断处”，便婉言谢绝。

　　晚年居港时，蔡元培通过刘海粟结识了港穗名画家鲍少游。对方先是送他一幅画，然后掏出一本书希望蔡元培作序。结果蔡元培随意翻了翻，便发现书中有硬伤，最后毫不客气地直接拒绝。这也显示出蔡元培性情直率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