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加

　　今年以来，携手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十余家国内外艺术机构，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西馆相继举办“乐林泉——中外园林文化展”“从拙政园到莫奈花园”特展，此后还将移师宁波、香港。这让中西方园林文化以及相互之间的对比与融通，成为大众关注焦点。

　　——编者

　　两座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园林，在16世纪上半叶交相呼应

　　欧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园林，始于佛罗伦萨两大银行家族。1457年，雄心勃勃且家财万贯的佛罗伦萨银行家卢卡·皮蒂试图比肩当时作为同行的美第奇家族在城内的巨大影响力，命人在靠近波波里山的位置建造一座奢华的宫殿用于私家宅邸，也就是今天的皮蒂宫。然而，皮蒂雄心勃勃的计划被证明是其家族衰败的序曲，巨大的建筑成本使他的继承人陷入财政困境。约一个世纪后的1549年，时任佛罗伦萨大公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的爱妻埃莉奥诺拉·德·托莱多从债台高筑的皮蒂家族后人手中买下了这座宫殿，并聘请著名景观设计师尼科洛·特里波洛设计了波波里花园。在几经扩建之后，这座占地面积超过四万五千平方米、被誉为“意大利花园”（Giardino all’Italiana）风格原型的私人花园成为了欧洲宫廷花园的范本，启发了日后包括巴黎凡尔赛宫在内的多座皇室花园。

　　无独有偶，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国苏州，享誉世界的拙政园于1509年由明代御史王献臣所建。“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参与了设计。尽管在苏州“四大园林”（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和留园）中，拙政园并非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但如果站在全球视角宏观来看，波波里花园和拙政园这两座能代表中西方迥异风格的园林在半个世纪内相继诞生，或许偶然中也存在着必然。今年，故宫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携手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十余家国内外艺术机构，相继举办了名为“乐林泉——中外园林文化展”和“从拙政园到莫奈花园”两大特展。尽管展览选择的主题各异，展品也不完全相同，但故宫展中展出了一张根据法国画家于贝尔·罗贝尔风格仿制的《美第奇宫的柱廊和花园》，以及两个展览中分别展出的文徵明真迹，将下令修建波波里花园的美第奇家族和参与设计拙政园的“明四家”巨匠隔空联系到了一起。两座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园林不仅在16世纪上半叶交相呼应，观众还能在两个先后举办的特展中概览中西方园林之异同。

　　对比两大园林主题特展，故宫分“雅集”“鉴藏”“游山”“静修”“观花”“畅音”六大板块；苏博则用“逍遥乎林泉：隐逸先贤的精神指引”“拙者之为政：明代苏州的园林实践”“丘壑参造化：江南园林的造景技艺”“日涉多佳趣：园中生活的极致风雅”“异域共芳华：互为观照的世界园林”五个专题来呈现。尽管两馆都在开展前将卖点放在莫奈两幅颇具代表性的《睡莲》和《睡莲池》上，但在内容上都不约而同地将侧重点聚焦我国的传统中式园林，以及涉及到园林中那些相关文人轶事的绘画作品和各色文玩。至于有关西方园林的内容及比重则相对弱了一些，对于世界不同的园林风格更多的是一种概览式的呈现，并未细致地对比解读中西方园林的本质差异。

　　笔者去过几次苏州，对拙政园、狮子林等印象颇为深刻。与此同时，在欧洲求学并游历多年的经历，让我遍游佛罗伦萨波波里花园、巴黎凡尔赛宫、维也纳美景宫、慕尼黑宁芬堡宫、柏林波兹坦无忧宫等多个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宫殿。身临其境地感受中西方园林的差异，当你站在上述每一座欧洲宫殿的正中央直面那些被规划得整齐划一、修建得一丝不苟的宫廷花园时，最直观的感受是“尽收眼底”。相比之下，苏州园林则以“移步易景”闻名于世，曲径通幽、在峰回路转后别有洞天才是中式园林造景的内核。两种园林造景的差异，反映出的是中西方迥异的哲学观念。

　　两种园林造景的差异，背后是中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念

　　明崇祯四年（1631年），明代造园家计成完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系统性造园学著作《园治》，从此奠定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理论基础。他根据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提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式园林核心理论，主张通过“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手法，通过亭台、假山、人工湖、太湖石、花窗框景等结合野逸的花草树木搭配，让人工与自然巧妙融为一体，进而传递文人的隐逸思想。如拙政园的造园初衷，乃是仕途受挫的御史王献臣取晋代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遂名“拙政园”。自此，我国中式园林，尤其是私家文人园林始终秉持以“师法自然”为核心，并通过“叠山理水”的技术体系发展并完善园林美学。我国园林虽可分为皇家园林和文人园林，但从明清时期开始，皇家园林便开始吸收文人园林的审美元素，比如颐和园中的谐趣园效仿的是无锡的寄畅园；承德避暑山庄的文园狮子林仿的是苏州狮子林等。文人园林由此成为了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但文人雅士的趣味和造园追求却未改变。正如展览中展出的赵孟頫《行书临兰亭序卷》、文徵明《真赏斋图》等诸多书画作品，均如实反映出文人画家们在中式园林中抒怀写情的内心照见。

　　相比之下，西方完全没有文人园林的观念，我们所熟悉的都是皇家园林。

　　美第奇家族所兴建的波波里花园，本质上承载的是受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影响的文艺复兴美学。无论从文艺复兴绘画、建筑还是园林，几何的对称与和谐都是其必备的审美核心。如波波里花园、展出的皮拉内西《蒂沃利的埃斯特别墅》中同属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典范的埃斯特别墅，和中式园林同样强调自然与建筑环境的融合，但方式却大相径庭，最大的区别在于园林中造景所追求的几何对称。建立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基础上，法国皇家园林在1689年竣工，共计11万平方米的凡尔赛宫中发展到了极致。身为“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园艺师，安德烈·勒·诺特以几何透视法、宽阔的中轴线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次级景观而闻名，这些造园手法为花园增添了应属于“太阳王”的宏伟气势。他也因此成为宫中唯一一位能和路易十四国王相拥的尊贵臣子。此时的欧洲皇家园林，开始追求“征服自然”，在轴线对称、几何图案和整齐修建的园林规划中展现理性秩序。受其影响，有着相似宏大景观设计的维也纳美景宫和慕尼黑宁芬堡宫在1724年和1728年相继竣工。

　　遗憾的是，倘若故宫和苏博两大园林特展能够借来以城市景观画闻名的18世纪意大利画家贝纳尔多·贝洛托所绘制的《从美景宫远眺维也纳城》和《慕尼黑宁芬堡宫》两幅巨制，观众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欧洲皇家宫廷园林“尽收眼底”的魅力，以及与中式园林“小中见大”的“造境”观念区别。

　　对比中式园林和西方园林，这其中既有哲学观的差异，也有设计层面非线性与轴线对称的理念分别——前者在园中采用自由式的“野趣”生态布局，通过借景、框景等建筑细节巧思营造步移景异的效果，注重私家园林的私密性和流动性；后者则以宫廷主体建筑为中心展开放射状的开放式布局，更注重园林内的秩序与规则，需要人为控制自然元素的肆意生长。精心修剪的植物使其形成规整的几何图形，让身临其境的人们在宏大的宫廷园林景观前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执政者试图展示的权力，以及花园明确的功能划分。

　　简言之，中式文人园林试图让人们窥探他们隐逸静思的内心世界，在这个充满野逸和巧思的空间内实现追求精神自由的“出世”理想。而西方皇家园林则更像是执政者建立在系统规范化的严苛法制基础上，对世人赤裸裸的权力展示。

　　上述差异，正如中西方绘画的观赏方式：我国崇尚“案头把玩”，让目光跟随慢慢打开的扇面、卷轴和手卷，去逐渐走进画家营造的胸中天地。而西方绘画则在以宏大叙事的宗教历史题材绘画推崇为至高画种的基础上，悬挂在王公贵族宅邸的墙上示人，其本质乃是让所有到访者认识到主人（赞助人）的财力、知识与品味。用今天的网络词汇概括，前者属于“内卷”，后者算是妥妥的“凡尔赛”。

　　莫奈的吉维尼花园，成为衔接中西方园林风格的桥梁

　　然而，中西方园林的巨大差异，在印象派巨匠克劳德·莫奈在吉维尼打造的享誉世界的“莫奈花园”中找到了折衷点。

　　随着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中日本浮世绘艺术的“登陆”，莫奈成为了浮世绘版画的忠实拥趸。他在“莫奈花园”宅邸的餐厅内挂满了浮世绘收藏，至今未变。正在苏博展出的葛饰北斋、喜多川歌麿的浮世绘版画，均属园林景观中的局部花鸟特写，莫奈私藏中也有涉猎；歌川广重《名所江户百景·龟户天神社》中的日本桥，更是和画家笔下《睡莲池》中的日本桥如出一辙。

　　日本浮世绘对他的影响和启发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还体现在其晚年生活中。1883年5月初，莫奈和他的大家庭在吉维尼从当地一位地主那里租了一所房子和花园。1890年11月，拜其画商朋友杜朗·鲁埃尔的成功市场运营所赐，莫奈已经足够富裕。他买下了这栋房子、周边建筑、花园用地，甚至购买了带有水牧场的土地，开始自己设计花园。除了是位功成名就的画家，莫奈作为园艺师的身份也在其生前广为人知。他笔下著名的睡莲池、日本桥都是自己设计完成的，莫奈每天给他的园丁写指示精确的种植设计和布局，以及购买花卉和收集植物学书籍的收据。随着画家财富的增长，“莫奈花园”也在不断发展。即使生前雇了七个园丁帮他打理修建，莫奈仍然是花园的总园艺师。花园中靠近其居所的部分区域规划得非常严谨合理，但以一条小径分隔的睡莲池部分则充满着大自然的野趣。

　　中式园林中感性的不规则流动性，西方园林中理性的秩序和区域划分，在“莫奈花园”中意外地实现了平衡。莫奈曾说“我的花园是我最美的艺术作品”；不仅如此，他的吉维尼花园还是衔接中西方园林风格的桥梁。

　　（作者为文学专业研究员、艺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