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涛

　　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文艺季刊》秋季号上，刊发了一篇散文《待车》，作者署名为“柳青”。

　　1916年生于陕北的柳青，本名刘蕴华。1934年下半年他到西安高中就读后，创作热情高涨，所见所闻写成文章后不断给上海的杂志投稿，终于有了这次处女作的发表。

　　在榆林六中读书的时候，柳青的英文学习兴趣很高。他特意写信到上海，请人邮购英汉对照小说。在西安，柳青能看到的报刊和图书大大扩展。他后来回忆：“我是邹韬奋编的《生活》《新生》《永生》等刊物最热心的读者，几乎期期阅读，篇篇必看。”在老师的提示下，他还关注到《申报》“自由谈”经常发表鲁迅的杂文。

　　阅读着上海的书刊成长，当开始写作时，上海自然成为投稿的方向。这是一代作家共同走过的成长之路。

　　1929年，远在河北、即将入读中学的梁斌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寄给上海的《小说世界》。1933年，另一位河北的中学生孙犁向上海《中学生》杂志投稿，发表了一篇关于长篇小说《子夜》的评论文章。

　　这一时期，上海以现代出版业为支撑，进一步成为新文化的中心。研究者此前对新文化空间的考察，多关注全国各地青年来沪聚集现象。而从天南海北的学生接受上海书报滋养的角度出发，我们对中心城市与内陆地区的互动关系当有更开阔的认识。

　　1950年，关于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座谈会在上海举行。这部小说是柳青1947年完成的，讲述陕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村庄组织变工队（中国农村旧有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农民通过人力、畜力或农具互换进行协作生产）集体种谷的故事。巴金认为，《种谷记》是独立处理题材、独创的结果，“这个作家最有希望”。

　　1959年，上海《收获》杂志第六期推出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其实，这部小说几个月前先在《延河》杂志连载。《收获》杂志一次性全文刊出，显示出文学大刊的容量和气魄。

　　今天的研究者比对《创业史》多个版本，大多认为《收获》杂志的刊本艺术价值最高。在《种谷记》座谈会后约10年，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柳青的新作，当年对作者所寄寓的“最有希望”最终结成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透过上海与柳青在创作上的联系，隐约可见这座文学城市百年流变的剪影。近代以来，上海不仅是新文化的中心，更是新文学作家学习、成长和成熟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节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