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尊敬

　　鲁迅为什么能写出《阿Q正传》？柳青为什么能写出《创业史》？

　　一大原因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根据地”。

　　鲁迅的根据地是他的家乡“鲁镇”和“未庄”。柳青的根据地是他的第二故乡长安县皇甫村。

　　根据地之于作家、艺术家，像一棵树的根，如一座山的基，似一条河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是创作灵感的生发地。

　　柳青曾说：“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他在皇甫村用十几年如一日的生活和创作，践行了自己的“创作观”，皇甫村也成了柳青文学的根据地。

　　陈忠实的白鹿原，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岸，刘亮程的沙湾乡村，李娟的阿勒泰草原，都是远离繁华的偏远之地，这些作家却在不起眼的地方写出了耀眼的作品。他们的创作之所以成功，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许多人瞧不上的地方当宝地，并坚持不懈地在那里“打小口径深井”。

　　有些文艺工作者认为，“我就在生活里，没必要深入生活。”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是把“在生活里”与“深入生活”混为一谈了。“在生活里”与“深入生活”既有程度上的不同，也有主观精神的区别。每个人都“在生活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深入生活”。不管是皇甫村还是清溪村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在那里生活几十年的人很多，但是像柳青、周立波那样，用心去观察、体验、挖掘、整理、升华的人则很少，能够由此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就更少了。所以，深入生活是对创作者更深层次的要求，号召他们从生活的浅表沉下去，找准一个创作的根据地，深耕细作，久耕常作，这样才能发现生活里的万千气象。一条在创作中屡屡被证明的规律便是：文艺家远离老百姓，老百姓就会远离他们的作品；文艺家成为人民的知音，老百姓才会变成他们的“粉丝”。

　　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不愿意走进生活深处，即便有时候受邀到基层采风，也是心不在焉，或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看到什么算什么，听到什么算什么，不肯深挖现象，不愿找生动的细节，不想了解故事背后的故事。他们进行创作，只是为了给邀请方“交差”，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骨头比肉多”，形象苍白，语言不灵动。

　　没有根据地，不知何处是妙境。有了根据地，方知此地是宝地。文艺家的根据地，可大，也可小，可近，也可远。可以是故乡，也可是他乡；可以是一企业，也可以是一县域；可以是一村庄，也可以是一社区，甚至可以是一家族。只要自己感兴趣，地方无论大小，距离无论远近，均可成为自己的创作根据地。

　　一个根据地，就是一个小社会，看似小地方，连着大世界。身在根据地，可以察众生之相，可以知时代之变，可以明百姓之乐，也可以知百姓之思。身在根据地，上可望星辰，下能接地气。一面仰望星空，一面脚踏实地，文艺工作者就会越来越接地气、有底气，视野也会越来越宏阔、博大。

　　一个根据地，也是一部大书。这部大书里，有许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究：寻常人家的“一地鸡毛”里，可能藏着时代风云；普通老人的满头白发，或许与大千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个山村在新时代的变迁，也许是一部新的“创业史”……谁也不知道，散落在这部大书里的宝贝有多少。读这部书，不光用眼读，还要用心读，日日读，月月读，年年读，把那书中的人和事都读懂了，读透了，自然便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我们常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根据地就是好的切入点。走进实践深处，认识中国人，了解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根据地就是窗口。把“云深不知处”的宝贝挖出来，根据地就是富矿。常去根据地，常去常新鲜，作品就能由此孕育。

　　文艺家“沉下去”，是为了“游上来”。钻进去以广集素材，跳出来以提炼升华，找到个性里的时代共性，精心加工来自生活深处的原材料，让好素材“流金淌银”，让好题材大放光芒，让好主题深入人心。如此这般，我们的作品才能兼具时代美、思想美和艺术美，为大众而不是小众所喜闻乐见，成为人民群众精神食粮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