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照

　　贵州，在历史上长期给人荒蛮、沉寂的边地印象，虽然早早进入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但直至明代正式成为全国的第13个行省以前，这个山地面积高达90%以上的“大山之省”，在古典诗词地理版图上基本是缺席的。那段默默无闻的漫长岁月里，几乎只有李白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这桩诗坛轶事夹杂着荣耀与遗憾，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尽管后世主流观点认为“诗仙”的夜郎之行因遇赦免而未最终抵达，但这丝毫不影响贵州人民对李白的深情追慕，游客至今可在古夜郎故地同诸如太白听莺处、谪仙桥之类的“太白遗迹”以及凭吊这些“遗迹”的诗词不期而遇。

　　自明代开始，不少在全国享有声誉的知名文人络绎入黔，本土优秀诗人也蔚然兴起，曾经远在内地士人审美视野之外的群峰万壑间渐次落满诗篇，贵州得以在古典诗歌的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晚清“宋诗派”代表诗人、知名学者莫友芝纂辑的《黔诗纪略》一书共录存明代贵州诗人241位，其间卓然成家者有王阳明再传弟子、“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莫友芝语）孙应鳌，朱彝尊称为“黔人之轶伦超群者”的“天末才子”谢三秀，孔尚任以为“即中原名硕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的“遗民诗人”吴中蕃，等等。

　　入清以后，黔中诗坛愈加繁盛，并且涌现出诸多文学世家和地方诗人群体，至晚清孕育出饮誉全国诗坛的郑珍、莫友芝两大“宋诗派”巨擘，以致钱仲联曾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推许。从地域分布看，贵阳因是省会所在，得天独厚，文学家阵容自然令人瞩目。今人到贵阳，通常会游甲秀楼，其实甲秀楼一带，早在晚明时已是当地文人日夕过从的游赏胜地。以谢三秀为首的一批诗人或家住南明河畔，或在河两岸建有园林别墅，他们不时相携泛舟唱和、聚会赋诗，留下一段令人追慕的文采风流，也把南明河装点成一条流光溢彩的诗歌之河。黔北重镇遵义在清雍正年间方由四川改隶贵州，属于省会贵阳之外，受汉文化浸濡最深、诗人阵容最强大的一地。黔北乐安江畔的古村落沙滩一带，因是“宋诗派”巨擘郑珍以及古文家兼外交家黎庶昌的家乡，以及另一“西南巨儒”、黔南独山人莫友芝长期寓居之地，亦成为贵州文学地图上光彩夺目的重要节点。

　　边地诗坛从寂寂无名到云蒸霞蔚，也离不开客籍诗人的开拓、浸润之功。众多客籍诗人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明代大儒王阳明。龙场悟道无疑是思想史上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当年那个偏远驿站所在的贵州修文，由此成为王阳明生命中的关键地理节点和思想原乡。王阳明之前，入黔并留下诗篇者有京城李东阳诗歌圈子的活跃人物、草书名家萧显，“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名臣杨一清等；阳明之后，则有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知名学者兼文学家杨慎，名列“后七子”的吴国伦，晚明东林党领袖邹元标等。清代有入黔经历的知名诗人更是不胜枚举，在贵州留诗较多者有查慎行、赵翼、洪亮吉、舒位、吴嵩梁等。

　　中国文人“性本爱丘山”，多山的贵州，注定会为客籍诗人带来惊喜。在这隔膜许久的山地王国，诗人们发现并沉醉于山、云、洞、瀑之美，领受着自然美景对漂泊灵魂的抚慰——

　　在别处登过一座座山，翻过一道道岭；而在贵州，“黔山尽是万山丛”（钟彻《太虚洞》），山是一丛丛、一簇簇的，无穷无尽，远到天边。

　　在平原看云，云高在天，人在凡间；在贵州看云，“岚涨群峰失，霞铺远水明。前山云不断，片片马蹄生”（田雯《鹦鹉寺》），吞吐群峰的云雾竟在脚下汩汩奔涌，人云合体，飘飘欲仙。

　　夏日酷热难耐，在贵州却可以“绝壁千寻凌杳霭，深岩六月宿冰霜”（王守仁《龙冈漫兴》），喀斯特洞穴更可供人“坐消暑气清风远，且向樽前解笑颜”（沈世卿《游太虚洞》）。

　　他乡也有瀑布，但往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在贵州却可以“藩篱不设随来往，澹澹烹茶煮瀑花”（丈雪通醉《次太昆何居士韵》），壮观瀑布跌落悬崖飞溅起的剔透水花，不过是这里山居者煮饭烹茶的日常。

　　除了自然风光，诗人们观察、见证着边地民族的奇特风俗和人情之美，感受到生命的顽强存在和生活的丰富样貌——

　　安庄卫（今安顺镇宁）儒学教授、福建人黄阁看见陡峭山崖上不仅有藤条树木如龙旗般招展，还有当地山民健步如飞的身影：“天设龙幡悬石壁，人从鸟道度山河”（《青龙山》）；石阡（今属铜仁）知府、广东人祁顺则终日不知疲倦地“穿岚度箐”（《苗民道中》），打量边地人民“椎髻卉裳”的奇特装束（《石阡述怀》），聆听丰收之年“处处芦笙助笑声”（《出巡思南》）。

　　诗人们在努力以文化改造蛮荒的同时，自己也悄然被贵州的山水改变，有的留下深情款款的诗篇，有的干脆连人也定居不走——

　　王阳明曾反复表达放逐天涯后因祸得福、快然自得的满足感：“天应为我开奇观，地有兹山不世情。”（《元夕木阁山火》）“渐觉形骸逃物外，未妨游乐在天涯。”（《南庵次韵》）

　　铜仁徐氏的始迁祖、江西人徐宰六登百丈山极顶，面对“云生户牖间”的奇景，发出“频来为幽胜，天许一身闲”（《百丈山》）的慨叹，乃决意卜居黔地，不复东归。

　　尽管诗人们初到贵州时，大多会经历“无溪不接文身地，有使难通鴂舌音”（王臣《次海钓谪官镇宁述怀》）的失落不适，但最终他们发现，造物主在远离庙堂喧嚣的高山大壑之间，竟为自己留下了一方可以不屈不挠、不争不卷地生活下去的自由空间，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攀跻逍遥金不换”（唐光甲《游太虚洞》）的慢生活，或许才是生命应有的本相。

　　清末贵州诗人陈夔龙曾云“吾黔僻处万山中”“士生其间，率皆质直沉静”，道出贵州文化地理之大势。正是“僻处万山中”的方位与地貌，赋予黔人、黔诗大山一般“质直沉静”的气质。因为封闭保守、朴实无华，所以“质直”；因为远离喧嚣、快然自足，所以“沉静”。今天，我们在古典诗词的指引下进入贵州，经历一番行走、察考之后，依然可以领略这种特色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