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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凸凹
作家话语的从容与稳健,缘于其对文学的自信。文学自信的背后,是对自己文人身份的认可和自重。“文人是有力量的”“声音是有重量的”,是作家立身的底气。
文学上的自信,使作家不担心自己身份“贬值”,其坚定地认为,作家是民族精神、人类文明的继承者、提炼者和弘扬者,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德行、爱和品格。只要人类不消失,这种“物种特征”就不会消失,作家是自有其位置在的。所以,作家在精神家园耕耘之时,要对“终极理想”,或曰民族精神,有不渝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要努力使自己有大眼界、大气魄、大才具和大德行,以此构成文人本质上的高贵。
对于人来说,所谓高贵,便是要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理性的认知,且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使之光彩照人。文人的高贵,则在于其扮演自己的角色时,始终不被外力所动,特立独行、超然物外。外在的悲凉与喜悦,似乎不能伤害他们高贵的心灵,相反,那些悲喜的石头经过他们灵魂湖水的浸泡,已脱化成一种平静坦然面对人生的光彩意象。平静坦然,是文人独有的内心张力,其外在表现,是思想的光辉、智性的温暖和利人的情怀。
一个作家的“特立独行”,更多的是诉诸于“世俗话语”——市井之上。不是正在嘲笑理想与崇高,极力消解精神存在的价值么?那么作家就要以对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姿态,高扬理想和崇高的大旗,给人的灵魂以有力的反拨,让人们有同情心、功德心、羞耻心,有高尚情怀。凡常人群,不正寄情于现实的享乐么?作家便要为其打开一些远望的视角,给麻木的人心敲几下重锤,让人们关注生命的本质意义,并以宇宙意识、地球意识审视人类生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作家要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人格卓越、眼界高远、气质高华,具有悲天悯人气质的人。也就是,生命的每一根血脉之中,都有追求的细胞,这种追求远离名、利、权、欲,完全超越于个人之上,是民族复兴,甚至整个人类命运在他生命中的回响与激荡。这里有鲁迅为证。
所以,真正的作家,不是“文学的攫取者”,通过文字向现世索取世俗利益,而是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自身的坚守与耐苦,为人类保留和延续一点文明的火种。因此,在红尘滚滚的利益追逐中,他们能够痴迷于一本要在夜深人静、心情入定之时才能读下去的书——《瓦尔登湖》,且都笃信书中的一句话:人类灵魂所必需,是不须花钱买的。他们被一句“人类要诗意地栖居”感动得心神飘逸,笃信“简单、独立、大度、信任、乐观、奉献”的生活原则,是一群乐观、坚定和自适的人,在“写作的漂泊”中获得心灵的自由,以超越的境界评断身边的人与事。
他们活在文字中!但这并不是自我幽闭——现代的文化理念,使他们把“自重”放到“入世”这个着眼点上。自重,并不是“藏之名山,束之高阁”,冷眼面世,阴郁孤傲;而是以不懈的努力,增加自己对现实的关怀能力,从而更有力地肩负起思想启蒙、人生启蒙和服务人民的文化使命。
所以,他们潜心学问,提高学养,底蕴深厚;他们以浓郁的“文化乡愁”,“浸淫”于“精致的文化传统”,守正创新……深厚的学养、秉正的眼光,使他们面对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通透,能够以理性的态度给出向上的答案。因而对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提高人们的生存智慧有切实的引领和帮助。
退而思之,人世,也是作家的自救之途。退避书斋,与世隔绝,便是自己堕入极端的“边缘”之境,便会感到人生的悲凉、枯寂与无用。如此的人生境地,又能引得几个造访者呢?而直面人生、立足现实,书籍智慧与现实问题相厮磨,就会转化成对人生事态的理性感悟,使作家能够做出源源不断的智性表达,进而对世道人心有用——人们能从作家的话语关怀中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提升,便乐意接受作家的话语“影响”。这种“影响”,提高了社会的“善性含量”,增高了凡常人生的人性温暖。于是,作家的“书斋人生”就变成了“智慧人生”“社会人生”,便越来越自信地走上街头,做到“人间送小温”(汪曾祺语)。堪可谓,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作家在与社会、人群互动的过程中,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与写作的良性循环和制胜之境。
那么,好日子就真正到来了。便不再踌躇与徘徊,不再忧郁与抱怨,不再焦虑与浮躁……干脆把自己作为刀剪与针线,剪裁世情入梦,编织人心入诗。
在我的老家,妇人的日课是纳鞋底,纳了一双又一双,且一双比一双针脚细密,一双比一双式样精美。山里妇人的生活是被乡土环境所规定了的,不纳鞋底又如何?于是纳鞋底,纳来不精又如何?便纳得精。相比之下,作家的日课是纸上的缝补,灯光是线,纸是布头,笔则为针。写了一篇又一篇,且一篇比一篇心血凝稠,一篇比一篇质地精良,文人与文章是宿命关系,不事写作又如何?于是就写;写来不精又如何?便写得精。于是,时间深处,自身便成了情感,自身就是精神。孤独着,也幸福着;面对造访者,红润的脸庞之上是拈花般的微笑。文人与妇人一样,把时光坐出了根须,生命力便异常强韧起来。于是,便像密茨凯维支在谈到拜伦时所惊叹的那样:
文人可不得了,他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能写,而且还能像自己写的那样生活!
到了这般天地,便已经分辨不出,文学与人生,人生与文学,到底是谁决定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