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泰格

　　在当今大众的认知中，龙的一种寓意是中国皇帝与皇权的象征，皇帝及其家属穿着龙袍，居住的宫殿也遍布各种龙的造型。同时，人们可能也知道西欧文化中也有一种“龙”，虽然在汉语中也叫“龙”，但这种“西洋龙”在外观样貌和文化含义上又与中国的龙有颇多不同。西洋的龙有翅膀，在神话中被当作妖孽，而中国的龙没有翅膀，且往往与祥瑞相关，总之这种“西洋龙”并不是中国皇帝使用的那种龙。但在历史上也有中国皇帝喜欢“西洋龙”的情况，还将“西洋龙”镶嵌在自己盔甲的显眼之处，并将之写入王朝的礼制，作为皇帝独有的标识，这段故事倒是值得一番探究。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乾隆皇帝阅兵典礼使用的盔甲，在头盔正中及对称的后脑方位，各嵌着一件有翼的西洋小飞龙，龙通身镶嵌钻石及红宝石作为装饰，周边围绕着多只传统的“中国龙”。这种“中国龙”和“西洋龙”共处一方的布局颇为奇特，而且这两件头盔上的西洋小飞龙是遵照乾隆帝亲自叮嘱镶嵌上去的。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一个巅峰，清军平定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灭亡了准噶尔政权，与此同时，大帐哈萨克、布鲁特、塔什罕等中亚政权的使节也正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乾隆皇帝大致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决定在次年举行大阅典礼。此举既可以庆祝清军新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炫耀、纪念自己的武功，同时也能够向来到北京的中亚各政权使臣宣扬清军军容的壮盛，树立清廷在这些中亚政权中的威望。为了这次在自己人生中意义非凡的阅兵，乾隆皇帝在阅兵前一年就开始筹备设计在阅兵仪式中亮相用的盔甲。他对每个细节都亲自指导，而这对可能是从宫廷中陈设的英国钟表上拆下来的西洋飞龙（在《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称为“嵌金刚石飞蛇”）也是由皇帝亲自授意，安装在了头盔最显眼的中心位置。也许是皇帝在设计过程中提的要求太多、太过挑剔，盔甲的制作又太复杂，所以直到大阅举行，也没穿上自己的新戎装，到了阅兵后的第三年，这身盔甲才制作完成。

　　虽然赶不上阅兵，但是这套盔甲却作为皇帝大阅着装的标准样式，被写入了礼制，而作为其中重要组件的西洋小飞龙也被一并写入。在乾隆时期的官修礼书《皇朝礼器图式》和《大清会典》中，规定了各级官员所用头盔的装饰，在头盔正中的盔梁部分，较低等级的官员可装饰“錽银云龙”，高级职官和入八分公爵用“锓金云龙”，贝子至亲王用“镂龙”，而镶嵌钻石的西洋龙（典制中称为“金刚石螣蛇”）则系皇帝专属。

　　“西洋龙”、飞蛇、螣蛇及真武大帝

　　如果仔细观察这只飞龙的汉语名称表述，可以发现更多信息。今天的中国人一般把这种长着翅膀的西洋异兽也称为“龙”，但与当代人不同，清代皇帝会基于其知识背景，对这种西方传入的新奇异兽形象做出不同的解读。在造办处档案中，乾隆将之称为“嵌金刚石飞蛇”，在《大清会典》《皇朝礼器图式》中，则被称为“金刚石螣蛇”。那么“飞蛇”“螣蛇”又究竟是什么？

　　其实，飞蛇、螣蛇是一物二名，是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就已存在的会飞蛇类。大家熟悉的语文课文，荀子的《劝学》就提到“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山海经》说柴桑之山“多白蛇、飞蛇”，晋人郭璞的注释认为飞蛇“即螣蛇，乘雾而飞”。而在汉代以后的传说中，螣蛇/飞蛇又被认为和神龟纠缠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作为北方意象的玄武。张衡《思玄赋》中描述北方“玄武缩于壳中兮，螣蛇蜿而自纠”，广为人知的曹操《龟虽寿》在开头便提到“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宋代学者俞琰的笔记《席上腐谈》描述了世人认为玄武为龟与螣蛇相缠的缘故：“北方七宿如龟形，其下有螣蛇星，蛇，火属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绘为龟蛇蟠纠之状。”六朝以后，神龟与螣蛇/飞蛇相缠形成的玄武被道教纳入自己的神明体系，逐步变成了人格化的真武神将，保佑征战胜利的战神，并在后世又有了“玄天上帝”“真武大帝”等尊号。真武大帝既然是神龟和螣蛇两种动物的人格化呈现，自然其神像也经常与神龟、螣蛇/飞蛇共同出现。道教经典《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也描绘道：“真武神将敬奉天尊教敕，乃披发跣足，踏螣蛇八卦神龟。”

　　位于紫禁城正北方位，为祭奉真武而建的钦安殿正中供奉着一尊真武神像，正前方就有螣蛇和神龟的塑像。这尊塑像被供奉在了紫禁城中轴的位置上，时而受到居住于此的君王朝拜。

　　既然螣蛇在中国文化中与保佑战争胜利的真武大帝紧密联系，那么将镶嵌在帝王盔胄正中位置的“西洋龙”作为与真武大帝相关的“螣蛇/飞蛇”来解读，也就更契合盔胄的武备属性和炫耀武功的阅兵仪式的使用情境。更何况将能保佑胜利的真武大帝装饰在盔甲上，是早已有之的传统，我们可以从表现明神宗万历皇帝出行的《出警入跸图》中看到皇帝头盔正中有一真武大帝像，两侧各有一条吐火金龙。

　　定陵出土的明神宗御用铁甲后部錾刻有真武大帝图案，同出的铁盔的盔顶也嵌有一尊真武大帝像，其下方则嵌了金六甲神，从特征上极可能是《大明会典》中兵仗局所造“镀金护法顶香草压缝六瓣明铁盔”。

　　为皇帝制作御用盔甲的兵仗局在清廷入关后，被新王朝直接接管沿用，虽改名为“武备院”，但仍沿袭原明兵仗局的机构与职能，乾隆皇帝的御用盔也同样出自武备院之手。明清两代的甲胄款式虽然外观上存在差异，但由于两代的御用盔甲制作机构之间是延续传承的，不排除清代皇帝能够因此知晓将真武嵌在盔胄上的传统，并从中借鉴。

　　常见的真武大帝神像中的螣蛇/飞蛇形象大致与普通的蛇没有什么两样，而距那种长着翅膀的西洋龙的样貌相去甚远，之所以能让乾隆皇帝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可能是由于当时流传的《山海经》刻本插图。台湾学者白颜慈率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其实翻开明清刻版印刷的各种《山海经》，其插图绣像中不乏用翅膀表现会飞异种蛇类的例子，所绘出的形象与西洋“龙”的形象也颇为接近。比如明万历时期刊本《山海经》中的鸣蛇、清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中的插图描绘的鸣蛇、化蛇，这两种会飞蛇类在外观上都和有翅膀的西洋龙颇为接近。

　　此外，从目前可知的清宫藏书资料如清宫各处的陈设档、《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以及目前故宫博物院总保管账来看，可知清代宫廷在多处宫殿放置了《山海经》这本书，而其中确实收藏有刻有相似西洋龙的会飞蛇类插图的《山海经广注》。也就是说《山海经》刻本书所附的用翅膀表现会飞蛇类的插图，有可能被居住在紫禁城的乾隆皇帝阅读到，并使之受到启发，给西洋龙以中国化的解释。

　　但是鸣蛇、化蛇这两种会飞的蛇在《山海经》中都属于不祥的妖异动物，“见则其邑大旱”，不太可能被皇帝用来做装饰，而螣蛇/飞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形象则正面得多，又与保佑武运的真武大帝紧密联系，尽管《山海经》没有直接用插图描绘螣蛇/飞蛇，但顺着用长着翅膀表现会飞的蛇类的思路，把有双翅的西洋龙当成“螣蛇”/“飞蛇”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

　　远方的异宝和皇帝的爱物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会有疑问：既然以真武大帝为意象装饰自己的甲胄，那么依前朝旧例，直接将真武像镶在盔胄上即可，又何必找来一只“西洋龙”，取个螣蛇/飞蛇的名字作为装饰？这里便涉及乾隆皇帝个人的爱好问题：乾隆很可能是因为喜欢镶嵌钻石的西洋龙，而就着这种异兽形象寻找一种中国文化中合适的神话动物相对应。通过查阅《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并结合其他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对于这种远方异兽形象的喜爱，以及对于金刚石/钻石的重视。

　　当今的人可能有这么一个认识：一个人说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表达的未必是真实情况，而这个人在网购平台上的消费记录却能透露他的真实喜好。同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从某种程度上也能透露出乾隆皇帝个人的喜好。从档案可见，乾隆将西洋龙嵌在自己的大阅胄之上后，又屡次下令将西洋钟表上的飞龙拆下，或是陈设在佛堂以供奉神佛，或是制作成后妃的首饰，或是专门配置囊匣珍藏，或是镶嵌在盔甲之上又将盔甲供奉佛堂，而这些螣蛇/飞蛇大部分是镶嵌金刚石的，部分则是镶嵌水晶或玻璃仿金刚石。

　　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多件西洋龙的簪子，可能就是档案中记载的乾隆皇帝命令将“飞蛇”“配银镀金梃做簪”留下的产物。

　　除了将这种镶嵌金刚石的“西洋龙”制成首饰，档案还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十八年（1773）和三十九年（1774）提到，这种西洋龙被改造成了佛前的供器（档案中称“供养”），并且配备了莲花座。目前暂时还未找到这种西洋供器的实物，笔者试图用清宫常见为供奉神佛的“七珍八宝”配制的莲花座与清宫西洋钟表上的嵌宝石西洋龙/飞蛇结合在一起制作了一张图（见配图：“金刚石飞蛇”供器可能的样貌），可见这件供器呈现的多种文化元素杂糅的新奇样貌。

　　从乾隆皇帝屡次用镶嵌金刚石或仿制金刚石的西洋龙装饰后妃首饰和自己盔甲这一点，或许可以窥出，他很可能确实喜欢西洋龙振翅欲飞、颇具动感的造型和其新奇的异域风味。而考虑到他将之用于供佛，结合佛理，则可推测皇帝应该是将这种东西视为难得的珍宝和爱物。

　　除其个人喜好的主观因素之外，还必须注意到在18世纪的中国，金刚石/钻石的珍贵稀有程度远非今天可比。

　　不同于现在钻石矿在世界多地都有开采的景况，在乾隆皇帝生活的18世纪，全球钻石的产地只有印度和巴西，且受制于原始的开采工具，产量远不如今日。钻石在那个年代除了产量稀少，还难于加工，乾隆时期的中国工匠，则完全不具备加工的能力。钻石是自然界最硬的矿物，对于这种至硬矿物的加工切磨一直是古代珠宝加工的最高科技，需要对于矿物晶体物理性质有深刻认知，还需要研发相应的机械，至乾隆皇帝生活的18世纪，欧洲人已经在这方面经过了约三个世纪的探索。15世纪中后期，安特卫普的犹太工匠Louis de Berquem发明了使用钻石粉切磨钻石，以体现宝石亮度、火彩的几何刻面的加工方法。到18世纪，加工钻石的工艺已经趋近成熟，有了高速旋转抛磨高硬度矿物的机械和选择合适角度以利于切磨的技术，可以将自然界发现的钻石晶体切磨成规整的形状，而这些技术都是在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欧洲的钻石加工中心的行会内部，以学徒合同形式流传传承。

　　在18世纪的中国，既无欧洲那样的加工钻石的大型机械，也无法获得在其行会内部流传的切磨钻石的技术，更不具备作为抛磨钻石知识基础的相应的矿物学知识。从留存至今的奏销档记载可知，内务府工匠拿到番国进贡的钻石抛磨料，却对加工钻石无可奈何。

　　因而这些“西洋龙”身上镶嵌的切磨工整的小钻石，对于乾隆来说，是一种中国没有出产且工匠无法加工的稀有珍贵宝石材料。这些钻石可能出产于印度的矿坑中，远涉重洋运到威尼斯、安特卫普或阿姆斯特丹这样的钻石加工中心，被切割成型，再经由英国的工匠镶嵌在钟表上的飞龙身上，然后又远涉重洋运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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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乾隆皇帝御用盔上的两条“西洋龙”只是“小物件”，但这两件小物件却映射出乾隆皇帝对异域奇兽造型的喜爱以及其人对于钻石这种异域宝石的珍视，并且这两个“小物件”也折射了两百多年前中西物质交流、文化交流的特色：中国皇帝喜欢外来的文化元素，但是使用起来，则倾向于基于本土文化语境进行解读，以使外国元素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同时，清代的宫廷能够获得可能产自印度、在欧洲完成加工的钻石饰品，这是16世纪以来东西方航路开辟后货物流通的结果，但是在那个货物流通远不如今天顺畅的年代，远方异域来的货品仍然稀缺，所以成为了皇室珍视的奇宝。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