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若滋

　　聊一聊最近一个月我看过的书。阅读和写作是我目前的主要日常生活。

　　参加完《历史的钟摆》新书分享会之后，我开始看这本对历史学者的访谈集。看完之后，对学者们的治学，有想更深入了解的愿望。想起来还有施爱东的《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就接着看起来。

　　施爱东是我们民俗学的重量级学者，施老师自己说，如果你只看前两章，都是学术八卦，真正的治学之道在后面的章节。确实如此。因为我也曾经是民俗学专业中的一员，他书里讲的很多事例，就非常有体会。施老师做了一辈子民俗学研究，终于用一本书把怎么做民俗学研究讲清楚了，如果这是我们当初刚上学时就读到的，该有多好啊。但转念一想，那时候的施老师也是跟我们一样在摸索吧，只有经过大半生的求索，才能总结出这些真知灼见。

　　他讲到民俗学者要在平常中发现异常，资深的民俗学者，会觉得值得做的课题做不完；而初入门的学者，会觉得无题可做、无从下手。确实就是这个感觉。这是因为初入门时，人们往往对某一领域的了解还太粗浅，颗粒度不够细。

　　看完《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之后，又看了葛兆光先生的新作《余音不绝：接着讲宗教史》，虽然是纯学术讲稿，但一点不枯燥。葛先生讲道，“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个别案例的根本解决，而是提出问题、提供线索，通过关键性案例，引发对整体历史的重新审视。”看这本书又一次确认，学术研究应该深入到何种深度与细微之处。

　　还有“问题意识”，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而我远离学术许久，这几个字曾经暗淡得近乎消失，如今它终于又闪闪发光。《余音不绝》里写道：“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这种研究迟早会因为失焦而沦为技术和专业，因缺乏关怀而渐渐失去热情。”我所认识的颇有建树的学者，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你对什么有疑问？你为什么对这个有疑问？你将如何找到答案？这背后，就是推动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努力做些什么的力量，这种推动的力量就是因之而起的热情，也可以视为心中的能量火焰，带来的光与热，足以对抗挫折，也足以对抗虚无。

　　出行的时候，我还带了一本书，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每天陆陆续续看一点，逐渐看完。他评价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与戏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说清了阅读的本质。阅读是自我完善，阅读是消减孤独和增强自我。“我们读书不仅因为我们不能认识够多的人，而且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减或消失，容易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

　　在我的感受中，阅读可以说是最好的孤独。布鲁姆说：“你必须有能力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身心来读。”在他看来，我们或许无法认识更多的人，但阅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本来的样子”。

　　最后他说，“我快七十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肯定不欠平庸任何东西。”我虽然比他年轻得多，但我也知道，我也要读好东西，不虚度时间，因为人不是终有一死，而是随时会死，幸运的话，那个“随时”会来得晚一些。

　　想起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的《私货》，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作“给岳父的图书馆打包”。是说他岳父有很多书，去世之后，处理他的藏书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某种程度上，我能够理解他的岳父——“放弃了博士学位，并下海从商。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商人，始终保留着学者和旅行家的本性。”我也曾放弃了人类学博士的考试，一头扎进企业管理咨询行业，没有耐心读小说，因为当时感觉自己进入不了那个情境和世界。虽然如此，我仍然买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放在我书房书柜里与视线齐平的地方。像詹姆斯·伍德他岳父一样，“为了一颗治学之心……代表一种理想，一个抽象的乌托邦，一个没有盛衰兴亡的复兴之国”。

　　可詹姆斯·伍德写道，“我开始讨厌他的藏书癖，这种癖好在他死后，同其他任何一种物欲相比都没有什么不同。”看到这里我对自己说，如果能活到93岁，最晚90岁的时候，就要在家人的帮助下，处理掉我的藏书，不给后人添麻烦。

　　虽然我也曾在父亲读过的书页中，发现过一片平坦的深紫色玫瑰花瓣，心里一动，但是他的大部分书，我都已经放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