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云杉 徐婷婷

　　赵运涛是一位勤奋、踏实、渊博的青年学者，他在研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撰写专业性论著和论文的同时，还出版了《符号里的中国》《历史的错觉》等兼具学术性、历史性和趣味性的文化研究著作，深受大众读者喜爱。

　　文如其人，赵运涛文化写作的魅力源于作者深厚的积淀。阅读赵运涛的新书《中国古代“黑科技”》，笔者联想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所说的学术精神，即“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梁启超认为清代学者做札记的习惯，源于广泛积累资源的需求，并蕴含他们对学术原创性的追求。赵运涛的文化写作同样体现了认真严谨、追求原创的治学精神。他在阅读过程中勤于动笔，常常将文本与生命、古代与当代联系起来，发掘出古代典籍的文化魅力。当然，文化写作的魅力不仅产生于作者对文献的热爱和熟悉，还依赖于思想意识的前沿性和做学问的“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黑科技”》的贡献在于，作者提出了历史文献的“想象力”这一观点。一般而言，专业人士阅读古籍的时候，通常会关注文字背后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伦理等问题，从而为跨学科研究做准备。赵运涛对涉及科技书写的古籍的阅读可谓另辟蹊径，他写道：“古人对于典籍可能更多的是注重其教化的社会意义，而我现在读这些古籍，更多关注的则是古人大开的脑洞。”文中的“脑洞”便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接着，书中写道：“本书不在于传播某种知识，更注重的是传播想象力。”于是，全书的科技书写主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现实层面的科技装置，如秦朝的“十二铜人”、三国时期的“杂技木人”、隋朝的“观风行殿”、唐代的“自动斟酒木人”等，不一而足。二是超越现实的“技术想象”。作者从交通、通讯、军事等层面，将这些想象进行归类整理，并详细介绍它们的具体外观和工作原理，以及它们与当今某些科技设备的相似性。三是技术条件与科技想象融合后的产物，关于这些产物的叙述有机地穿插于全书的六个部分之中。纵观全书的结构设计与每一种“黑科技”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赵运涛的观察视角和问题意识都颇为前沿，使古代典籍“科技想象”的阐释生发新意。

　　著者梳理阐发“科技书写”中的“想象力”，给予我们两个启示。一是“想象力”产生于“向外求”的思维模型。著者根据清代《清稗类钞》等文献，归纳了古人对“千里镜”的想象，介绍了“千里镜”的特征、应用，及其对现代望远镜设计的启示，并认为“千里镜”的设计展示了古人掌握的光学知识和观测远距离事物的兴趣。在此篇中，除了整理中国本土“千里镜”的文献，著者还关注了明朝时期由利玛窦传入本土的西方“千里镜”，并简要介绍其特征和构造。如果将更多的材料纳入考察视野，我们将会逐渐看清“想象力”的逻辑轨迹。晚清时期，一部分高级官员便已接触到西方的“千里镜”。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试用“千里镜”之后的震惊感和思想启示，他说：“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曾国藩从“千里镜”的构造和功能联想到“变换本质”的人格磨炼，又从人格磨炼联想到学问的精进。在这里，曾国藩对西方科技的描写，没有丝毫“想象力”，原因在于，这种描写沿着从“外”到“内”的思维轨迹，最终抵达的是赵运涛在书中所说的“教化意义”。与之相反，“想象力”的逻辑起点是“向外求”。人们从器物及其想象中得到的不再是自我规训的道德律令，而是满足实际生活需求的欲望。如果没有观望远距离物体的欲望，那么，关于“千里镜”的想象便不可能出现。

　　全书关于古代科技文献的“想象力”，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想象力”的基础是人对世界多元性的观念认知。“想象力”与现代性必然存在矛盾冲突。现代性以理性作为内核，认为万物皆可用理性进行解释，从而祛除了世界原有的神秘色彩。而在前现代社会，世界是以一种变幻莫测的面貌呈现于人们面前的。对此，《中国古代“黑科技”》从文献中分析了古人对“元宇宙”的想象，间接反映了古人对世界多元性的理解。著者写道：“在元宇宙中，用户可以通过数字化的身份进入一个虚拟的空间进行各种活动。”在具体分析中，著者讨论了古人想象的“怀梦草”“游仙枕”等连接不同世界的科技道具，分析其来源、外观和功能。在古人的想象中，如果拥有这些科技道具，人就可以进入虚拟的世界中，并与逝去的人或者其他陌生的“他者”相遇，这种信念体现了人对世界多元性的理解。如果世界是单一的，那么，人与“他者”就不会产生交集。就此，“想象力”源于人对世界多元性的认知。

　　赵运涛做学问的“科学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黑科技”》的写作。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科学精神”主要指实证主义方向的研究路径。具体而言，研究者采用归纳的方法，从材料中提取的观点符合材料本身的情况，便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可以说，“科学精神”意味着学术观点与实际生活的高度契合。古代科技书写的“想象力”如若脱离实证性因素的支撑，便容易降格为缥缈的“幻想”。换言之，“想象力”虽然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脱离客观实在。赵运涛在写作中，常常将古代“科技想象”与当今科技产物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肯定了古人科技创意的“科学性”。例如，在影像技术上，古人想象出来的“监控摄像头”、女性“照相机”“手机”“微信”等装置，在今天都成为现实。麦克卢汉认为由各种物质文明的具体产物所组成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同样，古人想象中的通讯、家居、武器等科技装置，亦是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系统的延伸。归根结底，科技是为了满足人的感官欲望而发明出来的。简言之，著者在科技书写中的“科学精神”，体现于该书对古代“科技想象”背后物质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科技想象书写与“科学精神”的结合，能够激发古代文献的思想活力。我国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为了写成此书，著者阅读了大量子部的书。这部分书的跨学科性较为明显。诸如《山海经》这类典籍中包含了神话、地理、历史、宗教、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古籍中的科技想象，著者此前的《符号里的中国》将西方的“符号学”视角与中国“文史互证”的方法结合，探究了“嫦娥”“玉兔”“天宫”等文化符号的意涵及其对当代科学的启示。《中国古代“黑科技”》是该书的延续，体现了著者文化写作的科学性。著者继续探讨了古代“科技想象”背后的创意，并认为：“未来我们有新的发明，新的发现，依旧可以从古书中寻找合适的‘符号’。”古籍对当今生活的参考性来源于古人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这样看来，古籍中的“科技想象”可以视为一种“思想实验”，即古人对科技和社会未来的诗性思考，这种思考既有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又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黑科技”》在“科技想象”书写的背后，始终有着“科学精神”作为坚实的支撑。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黑科技”》在学术性与普及性之间实现了巧妙的平衡。该书在学术思想上的创新性和前沿性，有待不同专业的学者加以思考总结。